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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王文化在龙岩的传播
[作者:郭启熹]

摘要:龙岩自唐大历十二年(771年)至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升格为州,归辖于漳州府已历千年。在闽南形成的圣王文化圈为原龙岩县、漳平市六七十万人所认可。从圣王开拓龙岩的历史,龙岩各姓与闽南的血缘关系,方言习俗以及社会风气的形成,论证原龙岩县(即今新罗区)和漳平市归属于圣王文化圈。

陈元光生于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2月16日,卒于睿宗景云二年(711年)11月5日。他继承父亲陈政的之志,从河南固始率军南下开拓了闽南(漳州)的文明,一千多年来被闽南人民尊之为开漳圣王。陈元光生前以鹰扬将军随父戍闽,后来历代皇朝曾再三加封陈元光,在陈元光殉国遇难之时,唐睿宗就“诏赠豹韬卫镇大将军,封临漳侯,谥忠毅,立庙赐葬”。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加封“颖川侯”,赐建《盛德世祀》坊。五代时追赠“保定将军”,累封“灵著顺(显)应昭列广济王”。宋徽宗赐“威惠庙”额,宋高宗封“辅国将军”、“御赐冠冕”、“开漳圣王加谥忠毅文惠王”。千百年来在漳州、泉州、汕头、莆仙、龙岩等地都纷纷建有崇祀开漳圣王的威惠庙祠共一百多座。台湾的主体移民是从闽南入迁,由于对传统的承继保护得比较好,至今仍存有崇祀陈圣王的威惠庙、昭惠庙等57座,其中以台北、宜兰、桃园数量最多,香火最盛。往东南亚各地陈圣王庙也有二三十座。

一、从龙岩民间信仰看圣王文化圈    龙岩市区的威惠庙在原西宫巷,现龙岩二中大门北侧的原红炭山煤矿职工宿舍,龙岩人俗称西宫唐王。据《龙岩州志》卷八“古迹志·庙祠”“威惠祠:在州城西门外,祀唐开建漳州、漳浦将军陈元光。宋历封灵著顺应昭列广济王。明初正祀典,改封昭烈侯。”②民国二十四年《龙岩县志·卷廿九杂录》则记载“陈姓入岩始祖,武翼大夫陈宣也。据原谱云,由仙游迁镇龙岩。据漳州府志,陈元光分镇时,又有游仙乡至苦草镇之说”,因此据陈东石考证结果:“则武翼与元光同时,志载分镇自泉之游仙乡卜游至苦草镇,其近是乎!”根据笔者考证,此说是靠不住的:一是人岩陈姓的这一支脉传承于今最多仪30代,始祖陈宣入岩不会超过千年,大约在北宋年间;二是“武翼大大“不是唐代职官,而是宋代武臣53阶中的第22阶。因此陈宣当是北宋年间人岩的。龙岩陈姓子孙及四方百姓都是十一月初五至西官祭拜的,此俗直延及新中国成立前后,十一月初五正是陈元光遇难的忌辰。由此可以推断百姓崇祀主要对象是圣王公,兼祀陈姓入岩始祖陈宣而已。漳平在西晋时设为九龙乡,道光年间编《漳平县志》称:“盖辟苦草镇而经始也,九龙乡仍辖新罗县”。九龙乡与苦草镇同时建置并辖于新罗县的,天宝年间同时改辖于漳州府。这样漳平自然同时属于圣王文化圈的,至今仍然保存的漳平新桥的三公宫便是明证。“三公”是指唐初随陈元光入闽的刘姓珠华、珠成、珠福3兄弟,他们带领当地群众疏通水道根治洪患受后人立祠礼拜的。还有灵著庙,又称开漳王庙,是崇祀“陈氏尊王”陈元光及夫人种氏像,……等多个崇祀陈元光及元光部将的祠庙③。现已辖于漳平的原宁洋县,是明隆庆元年(1567年)建县的,康熙版《宁洋县志·舆地志》也尊陈元光为开漳圣王称:“唐嗣圣三年,陈元光讨平广寇陈谦等,始建漳州”。另外,后代在龙岩、漳平一带的乡里村头常祀有保护一方平安的神龛,一概不称城隍,而是称之为公王,客家人称之为伯公,龙岩、漳平何以把这种保境平安的神祗尊称为王呢?龙岩城关西南郊至今还保留有公王排地名,这些情况说明与圣王的崇拜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二、苦草镇是“圣王”开漳的组成部分

龙岩本为新罗县之苦草镇,建置于太康三年(282年)。建镇之初为后来称为畲瑶人的“蛮獠”所据;范晔《后汉书》记:“性鸷悍,言语侏俚。其后滋蔓,号日‘蛮夷’”。乾隆《龙岩州志》称畲瑶是“盖楚、粤为盛,而闽中山溪高深处间有之。在岩惟兰、雷二姓。在平、宁者,有兰、雷、钟三姓”。笔者从上杭民国元年修的聚福堂《雷氏四修族谱》考定统治新罗县者为雷氏家族,苦草镇首任“正堂”名为雷日斌。④当时漳州府人口还相当稀少,新罗县苦草镇更不待说,仍处于一片蛮荒之中。据“陈氏魏母墓志铭”的记述及“先有高州,后有漳州”传说,陈元光于总章三年(670年)入闽的路线大体是经浙江的江山,进入浦城,下建州后可能是从永安进入九龙江的上游高州(今龙岩万安),由高州顺九龙江而下,到达闽南的云霄火田村的。到了云霄之后“相视山原,开屯建堡。靖寇患于炎荒,奠皇恩于绝域。”仪凤二年(677年)父陈政病卒,陈元光奉命代理父职,永淳二年(683年)在平定漳寇打败“蛮獠”主力后,向朝廷呈奏《请建州县志表》,垂拱二年(686年)诏准建置漳州,辖漳浦、怀恩二县。之后陈元光实行民族融合政策,汉畲通婚。寓兵于农,且耕且战。“夷群虏之薮为太平之区”(《建州县诏》)。分别在州郡的四境建立四个行台:“一在泉之游仙乡松州堡,上游直至苦草镇(包括今之漳平、龙岩县);一在漳之安仁乡南诏堡,下游直至潮之揭阳县;一在常乐里佛潭桥,直至沙溪湾里大巫山而止;一在新安里大峰山回入清宁里芦溪堡,上游直至太平镇而止”。同时,在境内要塞建立36个堡所,分兵戍守。陈元光“乃率众辟地置屯,招徕流亡,营农积粟,通商惠王,奏立行台于四境,时巡逻焉。”所以他在《龙湖集》的诗作中称他所到之处是“风生云抚帐,雪压碧油幛。”(《平獠宴喜》)“不敢希酿泉,忻然睹香雪。圭璧充庭辉,山林变瑶阙。“(《观雪篇》)这正是描述了陈元光率军进入当时苦草镇及苦草镇以北一带征战的冬景。陈元光对处于‘蛮夷’腹地的土著采取“劝农重本”,派人进山传授汉人的先进生产技术,改变原始粗放耕作方法,使蛮荒之地“渐成村落,拓地千里”。同时重视发展教育,鼓励学子参加科举考试。此后陈元光儿子陈珦袭任漳州刺史时,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新罗县恢复建置,县治设于龙岩,天宝元年改新罗县为龙岩县。而现长汀县成为汀州的州治所在地。陈元光孙子陈酆袭任漳州刺史时龙岩县于大历十二年(771年)改隶漳州。陈元光曾孙陈谟为次子袭任漳州刺史,其兄陈泳则居于龙岩。据清光绪《光州志·宦绩列传》记:“陈泳,学正雅,旧为光州人,因祖戍闽……遂为闽人”。在附录陈章甫传记:“陈章甫字尚冠,泳子……元和十二年,詠卒,扶柩归漳……弟4人俱在漳”。据南宋宁宗十三年(1220年)陈侯庸撰陈氏世系序:“陈泳任参军,承父职守龙岩”。詠子:“吉甫镇龙岩;嘉甫,本县学官,举明经;季甫,漳州司仓,住龙岩”。1995年12月台湾出版的《漳浦与台湾陈氏综合族谱》记有“吉甫公,泳次子,袭父职,镇龙岩,遂定焉。山甫公,詠三子,唐德宗兴元举方术,授医士,官至都督,有传,住龙岩。嘉甫公,泳四子,本县儒学,住龙岩。季甫公,泳五子,以力田补国课,授漳州司仓,住龙岩。”陈光元第四五代子孙已经定居龙岩,这是历代有文字记载传留至今的史实。它一方面表明陈元光开发龙岩、漳平的史迹。另一方面说明圣王文化在龙岩漳平流播的历史依据。

三、圣王文化与龙岩旧有姓氏的血缘关系

西晋太康初年建置新罗县范围,包括现在的整个龙岩市所属的7个县市(区)以及清流、宁化、明溪县及永安、华安,安溪部分地域。《晋书.地理志》称晋安郡“太康三年(282年)置,统县八、户四千三百”。新罗县总户数如按晋安郡八县平均为537.5户,如以当时扬州每户平均为6.57日计算,新罗县总人口为4414人,这虽然不包括隐没山林的隐户、逃户,其人口仍是相当稀少。唐贞观十三年(639年)的一次人口调查,如按上述平均数所得新罗县也只有2632.7户,10947人。到唐天宝元年(742年)建龙岩县,辖于临汀郡(包括长汀、宁化、龙岩三县)龙岩县境包括元代划归南胜(靖)县的现南靖金山以北及整个漳平、宁化(包括现永安市小陶一带)。临汀郡共4680户,13702人,按3县平均龙岩县也只有1560户,4571人。天宝之后人口没有多大增长。到王审知入闽后,人口才逐渐增加起来。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龙岩县(辖于漳州府)达25117户,30000多人,南宋绍兴年间(1131-1149年)更增至51365人。

南宋末年,文天祥自闽北南平南下,因汀州知州黄弃疾有降元之意,文天祥只好转向龙岩,以龙岩铜钵一带为根据地,招募义兵抗元,入岩仅1个多月,兵力便由1万发展到3万多,之后攻梅州,克雩都,人兴国,占永丰、万安、永新、龙泉诸县,取得抗元的一系列胜利。元兵进入江南,本来是一路烧光杀尽而来的,进入龙岩之后对拼死抗元的百姓其杀戮残忍程度更是可想而知,所以连受宋皇诏封的惠侯郭铉、济侯郭炼(无后传)的儿子及其后裔都只好逃归河南,因此,人口又一次锐减,迁徙流变频率甚高。直至元初社会相对安定之后,至正十六年(1356年)龙岩县人口才有4300户,20272人。我们从现存龙岩铜钵村美观音庵的铁钟铸铭上,看到“大德十年岁次丙午(1306年)8月,表正里铜钵保炳安堂,邵武许冰铸”,曾经是文天祥抗元根据地的铜钵(包括现山塘、村美村)也只是“保”的建置,不过百户的乡村。

根据现有族谱所记,笔者按2004年12月出版的翁伟、郭义山主编的《龙岩姓氏百家》所收录的龙岩(不包括漳平)33个姓氏粗略统计,现有入岩开基的,唐代仅陈(西晋陈野支派、四户陈)、吴(吴宥支派)、翁3姓;宋代有刘、连(仁业支派)、苏、吴(小池吴鉴支派)、林(商隐支派)、黄、曹、郭、廖;元代有邓(千三支派)、汤、沈、李、张、欧、罗、林(五三郎支派)、郑(癸轻支派)、蒋、谢、傅(村美支派)、郭(均贤均甫支派),其余则为明清入岩的,有尹、冯、邓(小池松峰支派)、杨、邱、范、林(千四郎支派、雁石南甫支派)、郑、倪、章、傅(船巷支派)、雷等。其中直接从闽南圣王文化圈迁来的有尹、石(毅斋支派)、邓(千三支派)、汤、苏、吴(小池吴鉴支派)、欧、陈(绝大部分)、林(千四郎)、倪、翁、郭(均贤支派)、蒋。当然该书所述还有很多遗漏,比如按郑丰稔《龙岩县志》记唐代人闽就还有曹、姜、谢、范、徐等姓。而且该书也并未包括前代生活在圣王文化区,而后辗转入岩开基的,初步统计与圣王文化圈有血缘关系的人口在半数以上。至于未按上述统计在内的漳平市来自闽南人数比例则比龙岩(新罗区)更高,他们一般是来自闽南,也有不少经历多方辗转而来自客家和闽中,来自其它地域仅居少数。这样陈元光及其后裔开拓龙岩文明之后,后来迁入的多是与陈元光、王审知一起从河南固始迁入龙岩的后代。从而圣王文化成了龙岩的主流文化,并且薪火相传,延续至今。即使早年从宁化及客家迁入的其它姓氏,他们已在几百年前也已认可接受了圣王文化,如白土张姓“三户祠”开基始祖张东源,于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从永定孔夫择居龙岩白土七百多年,早已和圣王文化圈融为一体。

四、龙岩的方言习俗是源于圣王文化圈    龙岩方言是闽南话的次方言。而整个闽语区包括客家话均与中原的固始方言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只是由于闽语区是唐代直接从固始南下人闽,而客家方言是从固始经江西等地辗转于宋元时期人闽后形成。因而,这就造就了福建方言具有不同的历史层次,龙岩方言与闽南话留下唐代语言和固始方言成份比较多,客家方言保有宋元时代赣语和固始方言的成份比较多。比如参详(商量)、过身(死去)、乌(黑)、细(小)、面(脸)、衫(衣)、无闲(繁忙)、唔记得(忘记)、后生(年轻人)、家官(公公)等,闽方言也与客家方言保持一致,这是共同源于固始话的,而像日头(太阳)、?靓(冷)、汤元(元宵)、年把(一年左右)、放树(砍树)、虼蚤(跳蚤)、早起(清早)、趁早(赶快)、滚水(开水)、褪衫(脱衣)、头毛(头发)、准定(必定)、物(东西)、老货(老头)这些方言词至今与固始方言保持一致,而在客家话中是不曾使用的,这表明闽南、龙岩话是唐代传人福建的。

龙岩方言的音系和闽南方言一样属于十五声系统,没有翘舌音zh、ch、shr和舌面音j、q、x,没有撮口呼-y-,声调较有完整保留-p、-t、-k人声韵尾以及平、上、去、入,且有阴阳之分,韵母有唇收-p、-m,只要闽南人话讲慢些,龙岩人大体也听得懂。龙岩话与闽南话主要区别之一就是有丰富的前鼻音一in,没有后鼻音-ingo如:曾开三蒸韵:“凭证”龙岩人读成pin tsin所以升=新;梗开三庚韵:“明镜”龙岩人读成sin tsin所以天津=天京;梗开三清韵“盛情”龙岩人读成sin tsin,所以亲近=清正;梗四开青韵:“零星”龙岩人读成lin sin,所以紧邻=警龄。笔者多年从事方言调查,龙岩方言具有的这个语音特点,在闽赣周边方言中都找不到共同或近似的地方,而像客方言与之相反,具有丰富后鼻音,很少前鼻音,“向后转”会读成“向后撞”o之所以如此,那么究竟它的来源在哪里?一直到2003年1 1月调查固始方言时才恍然发现,原来固始也一样升=新,天津=天京,亲近=清正,紧邻=警龄。说明早在唐代固始方言也就具有这个语音特点并一直传留至今,龙岩历史上交通较闭塞,语音发展较慢,所以才保留着与固始方言的一样读音。总体来说,在原龙岩县境内43.8万人口中(1990人口统计资料)闽南方言人口约41万,占91.3%,地域面积占83%,漳平市境内26.6万人(1990年人口统计资料)讲客话、畲语的在4000人左右,98%以上的人讲闽南方言。

在一些习俗方面,闽南源于固始,在龙岩也是如些。比如旧式民房多为三堂四落或一堂两落建筑,在几落中,后落必须高于前落,后高前低以寓后代要比前代发达,房屋背后如有风煞则不开窗,如无风煞后窗也必然开得小而高。旧时妇女均有缠足陋习,而且农家妇女即便下田,也不得扶犁;雨天下田干活披棕蓑,棕蓑全用棕制成的,后长前短无袖。小孩吃饭时撒出饭粒或碗内吃不干净,俗以为长大后会娶进(或嫁给)麻脸的配偶;乳牙掉了,下齿扔上屋顶,上齿扔下床底,好让新齿长得快。待客往往是以茶会友,喝酒则随客便,并不勉强客人而竭力劝酒。旧时请客兔肉、狗肉不上席,以“芥末生”为冷盘。对数字的使用爱用“3"“5"“12",忌用“4’’‘‘7",“4"与“死”谐音,故用“两双”替代。旧时出远门向神祈祷求平安顺遂之后,从香炉包些香灰让出门人带在身上,以获保佑,归来后至神明前谢愿。节俗方面有十二月廿三日拜灶公的习惯,因为灶公在岁末廿四日要上天汇报去,灶公“上可通天神,人家保平安”;正月初五为出年假,摆供神明的祭品就可撤除。对“开漳圣王”的祭祀龙岩是在十一月初五,即陈元光殉难日,而漳州一带则在二月十五日,即陈元光的诞辰日。

五、圣王文化对龙岩社会风气的影响

千年来圣王文化圈的人民,大家对开漳圣王怀着的是关山重重隔不断、岁月悠悠永追思,共同崇祀着这位闽南文明的开创者。这种共同的信仰也必然传承着它内在的民族精神,即不怕迁徙,敢于开拓,耕读传家,“爱拼就会赢”,民族融合包容,内部的凝聚力等等。而在龙岩地处圣王文化圈北鄙,历史上山峰阻隔,交通不便,生业艰难,尤其明清以后地少人多,山区可供开发的土地资源有限,圣王文化对龙岩的社会风气的形成更具有其特殊的意义。

首先是勇于开拓向外发展。据《龙岩地区志》记,早在一千三百年前就辟有龙岩到漳州的陆路,龙岩到汀州更有沿着汀江的驿道,千年来,一直供车马来往之便。水路方面龙岩是九龙江上游船运的起点,又是汀江流域通向福建沿海的必经之路。这种地理条件锤炼着龙岩人的爬山越岭、不畏险途的开拓精神,他们沿着当年陈元光巡游苦草镇的漳龙孔道,越过林田岭(适中新祠),肩挑水潮担,成了龙岩人家喻户晓的一种职业。肩挑去漳州是土纸、茶叶、丝烟、香菇……一从闽南挑回红糖、海盐、海味、布匹……形成了商业贸易的不断发展。不仅城区是物流的集散地,就是农村的集市也具有相当规模,如龙门镇“赴墟农民,除附近30余里内各村落外,有远自永定、上杭、连城、漳平、宁洋、南靖来者”。许多外地人往往因商贸而落居龙岩,如白沙镇尹姓开基祖“圣任公(讳清,字重阿)(1635-1719年),于清顺治庚寅、辛卯年间(1650-1651年)由福建漳州龙海北溪丰山厚永社黄枣来龙岩白沙经商……而后与石码(龙海)人严家椿合伙做盐业生意50余年,并在本地各乡村制造福纸,从此就在白沙定居下来,是龙岩白沙尹氏之开基祖。”而龙岩因商贸而落地外籍也为数不少,龙岩东肖罗陈文安族谱记载:“族人盛于明,极于乾嘉,替于同(治)光(光绪)”,何以会衰替于同光间呢?谱序称:“迹其致替之由有二:一由吾乡山多田少,人多逐末(从商)长江流域,如川、鄂、赣、浙、苏、皖等省经商者常数百人。迨太平军兴,商业凋弊,因之转徙,而家于外者,半流离而疲于路者亦半,本业废而户口荒矣……”龙岩自明代以后由于农民大量种植靛青、茶叶以及发展铸铁、造纸业,工商业逐渐发展,尤在清代以后“岩属山多田少,国朝舁平日久,生齿益繁,田价数倍曩昔,佃耕俱有流顶,于是逐末者多矣。”龙岩外迁人口除从商外,也由于“以岩地生计艰难,非轻离乡土也。”康乾间政府动员移民入川,我们从江山乡铜钵村黄姓诚宗公广清房的族谱看,一个房支总共不过四五百人,外出有姓名和落居地的男丁居然达到117人(不包括携带去的妻小),其中去湖广、四川的达100人,迁江西2人,迁本省建宁府10人,迁本祀境雁石5人;又据民十九年张崇祠家谱第3册记,康熙年间富溪月塘成福公第1支“永”字辈共28男丁中,人蜀者竟达17人。外出拼搏人数比例之多,实属罕见。也就是由于敢于向外开拓,不少人成为商家巨贾,如铜钵村美傅荣沐于雍正七年己酉(1729年)在瑞金做烟叶贸易时移民入川,“由瑞金迁居金堂赵家渡。初犹食力于人,继乃自为贸易并佃田,使诸子力农,及迁易家坝,广种烟草。时蜀中未谙种烟法,而满、蒙八旗弁兵尤所必需,故一时傅姓烟重于锦城(成都),其价过倍他种。又熬糖于赵家渡,发贩四方,获资益厚。”铜钵吴氏族谱也称:“清代吾族中稍有远志者,则离乡背井,远赴江西、湖南各地去为商作贾。当时有族人在江西经商数载,颇获厚利,遂整装归里。”所以现存谱志均记江山、适中及城关许多高楼深院多居外出经商户所建。同时,龙岩山区矿产资料比较丰富,早在元代外地不少人就到龙岩来炼铁。如西山郭氏宗显户族谱就记有“伯十二郎翁,江右庐陵麻塘里人氏,元至正间人岩商贾。起造铁炉,因地胜概,遂家居焉。”东肖罗陈文安谱记“五世(明末)至翁以铁冶起家,赀雄闾右。”大池吴氏友宗公房族谱也记有明洪武年间:“五世千一郎讳兴甫……尝诣台省请炉课取矿煽铁,每获厚利,置良田九千石有奇,山林连络,多产矿石,至今八房子共享其利于无穷焉!”正是龙岩人具有向外向山开拓的勇气,造就了龙岩优良的民风。郑丰稔编民国卅四年《龙岩县志》.卷四“氏族志”称:“本邑人丁,务家者约百分之六十,从商者约百分之二十,从工者约百分之十五,余则为学界”。由于一向有从事工商业的传统,所以外出人口很多,城镇化比例也较高。明清以来“本邑行商,几遍全国,凡商于大河南北者,均有会馆之建筑与设备”,直到解放前夕,仍在北平(北京)2处,长汀、汉口、九江、南昌、建瓯、泰宁、河南、中州(郑州)、江苏、南京等建有多处龙岩会馆。⑩大批移居海外,一直到上世纪末仅到香港的龙岩人就达万人以上。

其次,“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陈元光成功的民族融合政策,千年来一直影响着龙岩的社会发展。龙岩人在和“蛮獠”畲瑶的融合以及邻近客家民系相处的历史进程中,力求社会的稳定,总是采取宽忍包容态度。清雍正七年(1729年)江西求任龙岩县令的万物覩评述说:“盖自开邑至今未经沧桑变故,能保世滋大,实繁有徒,理固然也。”元代连城罗天麟、陈积万起义失败,全族遭难,天麟侄孙罗柔躲到龙岩龙门枫榔,枫榔陈世逵不仅收留了他,而且还招赘为婿,罗柔成为龙岩陈罗支脉开基祖。而后代子孙分居到龙门、白土、红坊一带,繁衍成千上万人口,并有“生为陈姓、死后罗氏”的传说。即便民间有各种矛盾,总以忍让为先,清代中叶铜钵黄吴两大姓因建万宁楼曾发生冲突,黄姓人动手打人,吴姓族长吴仰万制止吴姓人还手,他“背部被黄姓人刺了一刀,但他坚忍不说,若无其事。俟此楼建成庆宴时,他脱衣袒背,其子孙见公背有伤疤,齐问此伤从何而来?公笑日:‘小不忍则乱大谋,我当时若说,尔辈定不饶人,不免大动干戈,兴师问罪,势在伤人,如是楼房尚能建成乎?’吴仰万这种大局为重、忍让为先精神很可以代表龙岩人的人文性格,所以历史上尽管各地封建械斗时有发生,但龙岩人与毗邻客家人却没有发现关于械斗的历史记载,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

再次是重教的优良传统。陈元光开疆辟土并不迷信武力,而是遵照孔子所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重在教化。所以他治漳重视教育,他唯一儿子陈晌,在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举明经及第,授翰林承旨士。陈晌继任漳州刺史后还兴办松江书院。陈元光曾孙陈詠定居龙岩后,其子陈嘉甫任龙岩学官,举明经,陈嘉甫是办书院或私收授徒已无可考,不过应当是开龙岩教育的先河。宋代龙岩虽属僻壤小县,始设学宫。北宋名儒刘勉之,由建宁徙于龙岩县和睦里碧凌乡,潜心教子授业,遂有子刘弼、孙刘棠两代相继中进士第,特别是与刘弼同科进士周纯“历京西运判、淮南提刑、人为户部员外郎,出知应天府……弟勃,登熙宁进士,官户部员外郎,时有大小户部称焉……。”从而形成龙岩的第一个文化高峰。到了明代龙岩县有学宫,各乡遍有社学共20所,科举进士19人,举人59人,贡生326人,荐辟44人,尤其是王源,永乐进士,后来出知潮州府,晋阶从二品俸,政绩斐然,在潮州所受崇奉,仅次韩愈,形成龙岩的第二个文化高峰。清代以后,龙岩地少人多,社会均以重学为出路,学生则以苦读为荣,各乡社学更增至30所,后兴建为书院57座,光绪廿年(1903年)开始兴办中学,其普及于城乡的程度实为罕见,培养出了一批批对社会贡献卓著的人才。当前我甫科学院院士3名和50多名教授学者,生长在新罗区,这也是有历史渊源的。

当然龙岩民风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地理条件,只因陈元光开漳以后倡导的风气,千年以来一直在龙岩传承着,这就是我们归功于圣王文化影响的依据。

(作者系龙岩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原闽西大学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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