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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文化回归母体的历史认同
[作者:陈水德 秋枫]
  闽南文化以厦、漳、泉为典型,但闽南文化不只限于厦、漳、泉。闽南文化流布范围很广,包括以厦、漳、泉为中心,以龙岩、台湾、潮汕、温州和海南等地为广大的传播地。在其广大的区域内,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形成了体系庞杂和内容丰富的闽南文化圈。龙岩地处闽南文化圈的西片区,与闽南文化圈的中心区山水相连。但在封建时代中晚期,因中原南移的另一文化大系——客家文化的来临,在龙岩区域内与闽南文化发生冲撞。其冲撞的结果,一是使两大民系文化在冲撞中亲密接触,相互交融,共同发展,出现了新的文化气象;二是使客家文化的南移运动受阻,使其无法继续向闽南地区推进;三是龙岩文化作为闽南文化的边缘文化,使其原生文化的历史概念逐渐模糊,并使龙岩在后来的较长历史时期内处于无所依托的文化孤独境地。但龙岩文化作为闽南母体文化的子系,有其不可置疑的历史存在的客观依据,其存在更为保障闽西文化的永恒生命力及其对整个民族文化的繁盛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历史渊源的文化认同
  龙岩文化的历史构成是在整个闽南文化形成过程中完成的。在闽南地区,虽早在秦汉以前就有了中原文化传人,但作为闽南文化的实际形成,应以晋太康年间为标志。霍此期间,因中原“八王之乱”导致大批晋人.衣冠南下”。他们爬山涉水,跃过闽江,进人南安江,最后漫向九龙江,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以厦、漳、泉为中心的闽南文化圈。如泉州,在西晋时期有林、黄、陈、郑、詹、邱、何、胡八大士族落户,南安江于此时更名为晋江,泉州历史上最早的佛教寺院延福寺和最早的道观亦于此时建立。同时,还有许多成熟的中原文化,如泰汉古乐也随之传人,成为以后闽南地区著名的南音的先声。总之,中原士族带来了中原河洛文化,形成了以河洛文化为原生品质的闽西南文化。而龙岩文化作为闽南文化的支系,也形成于这一历史时期。有历史记载,龙岩作为闽越故地的一部分,秦汉时期就已有中原流人迁入,三国时,东吴在龙岩建立了历史上最早的苦草镇,晋太康三年(282)闽中地由建安郡析出晋安郡,晋安郡治所设在泉州南安故地丰州古镇,该郡共辖包括闽西新罗县在内的八个县。新罗县的设置,是闽西有史以来最早设立的县级行政单位。县治初设上杭,后移长汀,管辖闽西全境和部分闽南地区。至刘宋泰始四年(486)改晋安郡为晋平郡,新罗县罢废,前后共186年。总之,在这一时期,与行政区划正式确立和闽南区域开发的同时,龙岩文化包裹在闽南母体文化的氛围之中亦逐渐形成。
  龙岩文化归属闽南文化大系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是,在唐代被后人尊称.开漳圣王”的陈元光及其陈氏族人,与龙岩文化的崛起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唐总章二年(669),来自河南光州固始的陈政奉高宗之命率府兵3600人入闽,后有陈氏族人包括其子陈元光率兵驰援,使陈氏族人的河洛势力及其河洛文化完全进入了闽西南,从而与闽越原住民文化逐渐融合,掀起了大规模开发闽西南历史的新高潮。陈政卒后,陈元光代父领众。唐垂拱二年(686)设置漳州,陈元光首任漳州刺史,故被后人尊为“开漳圣王”。漳州建州后,将泉州的龙溪县和汀州的龙岩县划归漳州,今漳平市时为龙岩县九龙乡亦属之。唐开元二十四年(742),汀州建制,且于现龙岩市府所在地建杂罗县,隶属汀州。但至天宝元年(742),又旋即改称龙岩县,龙岩地名从此长期延用。唐大历十二年(777)龙岩县又改隶漳州,直至清雍正十二年(1734),龙岩县升格为直隶州后,在行政上方与漳州脱离隶属关系。总之,从唐代至清代的1000历史长柯中,龙岩就一直归属于闽南漳州直接管辖,龙岩文化的闽南属性无可置疑。与此同时,从统治构成的内在关系看,陈氏家族不仅在有唐一代对漳州实行长达150多年的统治,而且更对龙岩实行长期的统治。早期,随陈政人闽就有其13子分镇龙岩和漳平等地。其后,又有陈氏子孙6代人为龙岩的开发做出了贡献。除了陈氏,其他主要的还有随陈氏人闽的两批将士,共7000余人中的约有64姓的大部分人,均先后落籍龙岩。他们共同开发龙岩,共同构筑了龙岩文化。而这一历史事实的内在文化价值则在于,陈氏的统治和河洛人的文化流布,覆盖了大半个闽西南,以致龙岩与闽南,无论是地域联系,还是行政管治,均处于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之中。因此,闽南文化的构成理所当然包括龙岩文化在内,称龙岩文化为闽南文化的支系,是恰当的。同时也可以认为,闽南文化存在着母体文化和子系文化的关系,而龙岩文化正是闽南母体文化的子系文化。
  从历史上认识,闽南文化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有四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一是“晋人南渡”,为闽南文化的初创时期;二是唐代陈氏父子开漳建制,为漳州片区闽南文化的实际形成时期;三是唐末、五代王审知人闽,以泉州为中心,为闽南文化的大发展时期;四是宋元两代,泉州海交文化繁盛,为闽南文化发展最高峰时期。而在这四个时期的历史过程中,龙岩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均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前两个时期,已在上述内容中作了阐述,说明龙岩子系文化与闽南文化同源同构的亲缘关系。其后,王审知兄弟率部人闽,其文化重心虽在泉州,但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王审知入闽所经线路恰从闽西穿过,沿九龙江南下,来到晋江,尔后再深入闽江,使其统治最终达到全闽范围。这就是说,王审知部人闽的闽南文化积淀,最早是从龙岩开始的。王审知与陈元光同为河南光州固始人,同操河洛口音,王审知人闽,实为闽南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促使了闽南文化的大发展。如泉州古城的营造,及其泉州文化的全面发展,均以王审知部人闽之后为标志。至宋元时期,泉州文化伴随着M涨海声中万国商”而进人全盛阶段。与此同时,龙岩文化在闽南母体文化全盛发展的过程中,也得到迅速的发展。继陈氏之后,王氏势力实际上已取代了陈氏势力而对龙岩产生直接的影响。在其影响之下,其文化的长期交合与根植,是显而易见的。如在长汀建有白马庙(王审知号白马三郎),连城河源建有蛤蝴庙,后人因尊崇王审知,改“蛤”从王旁,即为“玲瑚”。无论如何,两地同为河洛文化,一切文化的同质性与同源性均一目了然。因此,从历史的渊源上认同龙岩文化与闽南母体文化的亲缘关系,具有无可争辩的事实。
  二、文化内质的同一性
  因多变的历史和不同的地域之故,龙岩文化游离母体之外,独处八闽西片山区,与强大的客家文化接壤,处于闽南文化的边缘地带,渐渐地龙岩文化也就被人所淡忘。更由于岁月的流逝,龙岩文化也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个性,产生了许多自身的独特因素。在语言方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以致无法与闽南语直接沟通,于是被人误以为,龙岩文化不属于闽南文化的一部分,但龙岩话与闽南话在本质上却是相通的,只是由于相异的时间较久远,使=者在声腔语调等各方面均发生了变异。龙岩口音因高山的阻隔,无法外播,在语调上变得较生硬,但最原始地保留了河洛文化的声腔语调。而地处闽闽南文化圈的中心区,因沿海平原之故,易于传播和变化,使其语调声腔变得十分柔和,较大地偏离了河烙文化的原有声腔。无论如何,龙岩文化作为闽南文化的子系文化,在本质上与母体文化是完全一致的,两种文化虽有变异,但都无法改变二者的历史亲缘关系。
  除语言方面是其重要的表现外,其它还有许多同质的表现内容。如习俗文化,龙岩文化与闽南母体文化就变化不大。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各种节日活动,二者的表现情况和重视程度均较为一致。如闽南很风炽的七月鬼节,称作“普渡”,而在龙岩的民俗中同样盛行,尤其是在龙岩的农村,至今依然普遍。再如称呼,闽南人称呼妇女为“杂某”,而在龙岩话中也是这么称呼的。又比如,闽南人泛神信仰,多教信仰,见庙就进,见神就拜,而龙岩人同样如此,两者信仰民俗的特点并无二致。如龙岩境内有众多的土地公、财神爷、陈真祖师、佛祖、观音娘娘,这与闽南人的信仰对象是相同的。尤其是妈祖崇拜,本为闽南文化沿海地区的产物,但她同样为龙岩人所崇拜。如龙岩、漳平等地建有“姑婆宫”,即为闽南人所谓的“天妃宮”或“天后宫”。另在龙岩境内有“圣王公祠”,祭祀东晋名臣谢安;有“三公庙”,纪念随从陈元光开辟九龙江上游河道的刘氏三兄弟;有“郭公庙”,祭祀民族英雄文天祥部将郭铉郭炼;有“威惠庙”,纪念“开漳圣王”陈元光。凡此等等均同为闽南文化的信仰内涵。
    在戏曲艺术方面,闽南的母体文化与子系系文化也是相通的,二者虽有不同的剧种和不同的表演套路,但在艺术表现和舞台形象塑造等方面则基本一致。如泉州的南音、梨园戏、提线木偶戏,漳州的布袋戏,龙岩的山歌戏,其表现方式均用闽南语系唱腔,因此各戏就有许多相互借鉴和相通的地方。据闽南汉剧提线木偶老艺人介绍,远在南宋时期,曾有人到泉州元妙观学习,后回闽西,建立了木偶戏班(参见《泉州木偶艺术》第13页)。还有舞狮舞龙,同为闽西与闽南人广泛的文娱活动。
    在建筑文化方面,闽南与闽西两地,一山一海,虽存在有较大的差异,但主要的经典风格则大抵相类。闽南地区的宗教建筑、桥梁建筑、民居建筑均很丰富,也很有特色,它既保留了河洛文化的遗风,又体现了海洋文明的特色。龙岩区域的建筑文化在本质上与河洛文化相一致,并深受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受闽南区域海洋文明的熏陶,并保持了许多自己的特色。如两地的民居建筑,在布局与造型上基本相同,都采取厅堂院落与天井的基本布局,整个建筑以瓦木为结构,瓦椽极长,绕外墻四周筑有长宽高各半米左右的石台基,这与闽地雨水充沛的自然环境相适应。闽西与闽南的古民居建筑的另一大特色是,屋顶两端均有高高翘起的燕尾造型,如皇宫庙宇建筑一般,有帝王建筑之风,这在全国其它地方很少见,据说这其中还寄托了一段特殊的历史机缘。如今,从历史遗留下来的古大厝来看,两地情形大抵无殊。如泉州有吴范志祖厝,为三落五间张双护厝;有中宪第,共有房间112间;有杨阿苗故居,规模庞大,布局严谨,工艺精巧;有南安蔡氏古民居,已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龙岩有建于明代的连氏十八堂,以中轴线连结两厢72套房间,这种布局结构既便于聚集而居,又能保持单家独院的雅静情调。这些古大厝,无论是泉州的,还是龙岩的,均显现出基本相同的建筑风格。至于两地的祠堂建筑就更呈现出相互影响的局面,如漳州陈氏大祠堂的建筑风格,就既为闽西各陈氏祠堂建筑的主要模本,亦为两地姓氏祠堂建筑的典范,影响广泛。两地民居建筑最具独到之处的是土楼,如今虽有永定著名的客家圆形土楼,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然其土楼的建筑风格并非客家人迁人,其起源必为河洛人在闽西闽南为适应新的自然环境而作出的生活创造。一个简单的理由是,客家民系在闽的形成,大致是在宋末元明,而此时的河洛人早已就居住在舒适的土楼内。当然,客家土楼层层叠起的巨大圆形状,是因聚族而居和兼备防御功能之需,确有其独到之处。但这种风格又不单为客家所独有,因属河洛文化的龙岩适中和南靖土楼同为风格,其巨圆造型,谁先谁后,难以细辨。而遍布于闽西全境和部分闽南地区,几乎所有农家民居均为方形土楼。其方形土楼也有十分庞大的建筑体,其基本功能与圆形土楼完全一致。总之,土楼作为河洛建筑文化的杰作,同为龙岩文化和闽南母体文化所共有。两地相同的土楼,就足以证明龙岩文化与闽南母体文化血脉相连。
    三、文化冲决的边缘屏障
    在与客家文化相接过程中,龙岩文化作为闽南文化的边缘,的确深受客家文化的强大影响。如语言文化,虽=者难以相通,但二者的相互渗透是难免的。而习俗文化的相互影响则更容易,也更明显。如九九重阳节,客家人过得很隆重,久而久之,龙岩人也越来越过得有滋有味。然而,龙岩文化毕竟是闽南文化的一部分,因为在其背后有着比客家文化历史更悠久和影响更广泛的闽南母体文化大系。
    宋末元明,客家文化越过汀江,进人龙岩。但当它走到龙岩边界时,却再也无法挺进了。因为它已同闽南文化的边缘接壤。此时的龙岩文化虽已自成一格,却无改变闽南文化的根本特质,其内在坚实的文化底蕴有如虎踞龙盘。可以设想,在那时的情势下,龙岩文化倘若仅有自身的有限内力和单独的文化体系,而无庞大的母系文化作背景,那么在历史上,就可能完全归于消亡。然而,龙岩文化在历史上并没有消亡,至今依然事实地牢固地存在着。龙岩文化与客家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融是需要的,但并非要以兼容为最终目的。总之,龙岩文化正因为有强大的闽南母体文化为依托,方可能使客家文化驻足于龙岩地界而不能前进。这就最好地证明了龙岩文化一定是闽南文化的一部分。
    龙岩文化成为客家文化大冲决过程中的边缘屏障,对于冲决双方的文化前途而言均具有积极意义。不是说因为边缘屏障的存在就使客家文化失去了实际的发展前途,应该说任何民系文化的发展,在地域上不是可以任意扩大的,她一定只能存在于相应的区域空间范围内,龙岩文化作为闽南文化圈的地域空间范围早已形成,客家文化的来临,只能在与闽南文化相接的过程中承认对方文化势力范围的客观存在,并采取亲和的态度与之相处。历史上,客家文化与龙岩文化亲如兄弟的和平共处情况,就正体现了双方文化均具可贵的亲和品质。因此,对于客家文化而言,龙岩文化的边缘屏障,反而成为一种优势,客家文化可以在与兄弟文化的磨合过程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迪,促进自身内在素质的提高。也正因如此,历史上两大文化在相处近千年的过程中,就从未出现过强烈对抗事件的发生,使之成为人类不同文化同生共荣的典范。同样,对于边缘屏障的闽南文化大系本身也受益良多,因双方文化不是以对抗相冲决,而是以亲和相接触,致使闽南母体文化能够透过龙岩子系文化获得对方许多优秀的文化价值,从而激发了自身文化发展的新活力。总之,两大民系文化在冲决与交融中取得了各自发展的大好机会,龙岩文化的边缘屏障,虽然是使客家文化无法在地域上继续向闽南方向移动,但其真实的价值却成了两大民系文化亲密接触的桥梁。今有闽西土楼与闽南土楼相类的建筑奇迹,就是缘其龙岩文化的边缘屏障而形成的双方在亲密接触与交融中所产生的经典杰作。
    总括来说,龙岩文化是闽南文化的一部分,龙岩文化或称闽南支系文化,均表明龙岩文化与闽南文化存在着不可离异的亲缘关系。龙岩文化与闽南文化从历史渊源看,具有直接的同源性和同构性;从文化的内质看,具有广泛的同质性和承传性;从对文化冲决的屏障与交融看,具有不可动摇的坚毅性和可贵的亲和性。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闽西与闽南不仅是一个文化整体,更是一个经济共同体,如今双方更可以在同一文化本源的基础上,发挥经济上山海合作的优势,这对于进一步提升和推进闽南文化圈区域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及其对未来阶段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际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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