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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先生与长汀时期的厦大学子
[作者:郑启五]

网上读了一条消息《施蛰存先生在沪逝世》,心里咯噔一跳!文中赐给享年99岁的施先生的衔头只有两个:“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和“文学翻译家”,似乎吝惜了点。不过他老人家在我的心里另有两个衔头:“厦门大学的教授”、“老爸老妈的老师”,多年前他老人家曾帮我收集过好些纪念邮票的。

“施蛰存,原名施青萍,笔名安华、李万鹤等。原籍浙江杭州。8岁时随家迁居江苏松江(现属上海市)。1922年考进杭州之江大学,次年入上海大学。开始文学活动和创作。1926年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与同学戴望舒、刘呐鸥等创办《璎珞》旬刊。1927年回松江任中学教员,1928年后任上海第一线书店和水沫书店编辑,参加《无轨列车》、《新文艺》杂志的编辑工作。1932年起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成为专业文艺工作者。1935年应上海杂志公司之聘,与阿英合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1937年起在云南、福建、江苏、上海等地多昕大学任副教授、教授。其间一度旅居香港。1952年院系调整后一直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并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1937年以前,除编辑工作外,主要创作短篇小说、诗歌及翻译外国文学。抗日战争时期写作散文。1950至1958年翻译了200万字外国文学作品。1958年以后,致力于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已刊行的短篇小说集有《上元灯》、《将军的头》、《李师师》、《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小珍集》,散文集有《灯下集》、《待旦录》,还出版了一些学术著作和大量译作。    

“施蛰存以写心理分析小说著称,代表作有《梅雨之夕》、《春阳》等篇,着意描写人物主观意识的流动和心理感情的变化,追求新奇的感觉,将主观感觉融人对客体的描写中去,并用快速的节奏表现病态的都市生活,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主要作家之一。”    

随后上海的报刊追忆施先生的文章接二连三,特别是在市民大众中最有影响的《新民晚报》,长文短章,娓娓述说着先生的文品与人品。因为在沪上的文化圈里,施先生是与巴金同样属于大师级的文学人物,其中署名“罗建华”的一则写得余味绵绵:“初冬的阳光是温暖柔和的。这个时候,施蛰存却迈不过99岁的门槛,他静静消失在最后的余晖中。施蛰存的名字对很多人来说是陌生的。但是,他于11月19日故去,新华社次日便发了电讯,诸多报章也都没有忽略这条讣闻。他寂寥的一生,以‘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作了历史终结,而我们只觉得又一位文化人完成了他的精神旅行,不由同望他长途跋涉的起点——上世纪30年代主编《现代》杂志。讣闻中便有这么一笔,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就是在《现代》上发表的。    

“当然,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也不会忽略,施蛰存与鲁迅有过笔战。因为这一点,解放后他‘蛰’居在茫茫人海的黄浦滩头,‘躲进小楼成一统’做他的‘冷学问’。尽管如此,1957年仍戴罪‘右派’。更加埋首在故纸堆角落中去了。待到新时期复出,一时文坛有了‘出土文物,的说法,可见人们意外之惊喜……”想来历史确实不公:青年施蛰存是以何等的勇气与胆识,冒着何等的风险,在腥风血雨的1933年编发了鲁迅先生气血方刚的革命檄文;却也因为与鲁迅有过一次笔战,竟低头做人几十年!幸好改革开放,幸好时代的进步,我们终于能理性地实事求是地审视当年两人的一场争执了! 

我想写一点补充,网上所称早年施先生“在云南、福建、江苏、上海等地多所大学任副教授、教授”中的“福建”,指的就是我们厦门大学,当时为躲避日寇的炮火而迁至闽西的山城长汀。《厦门大学校史1921-1949》(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在198页上有如下记载“文科与理科在1940年到1942年间,也不断充实师资队伍,新聘来的教师有:施蛰存,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家,原任国立云南大学文史系副教授……”可以肯定1940-1942年施蛰存先生是在厦门大学任教的,但施先生什么时候离去的,这部详实的厦门大学校史并未有进一步的记载,个中恐怕多少也归因子鲁迅给他的“洋场恶少”的骂名。施蛰存教授在厦大上的有跨系的国文大课,精彩至极,受到学生们热烈的欢迎,至今仍为许多老学子津津乐道。家父郑道传(厦门大学经济系1940级)和家母陈兆璋(厦门大学历史系1942级)都是施师的学生,对先生的人品和文品,特别是他的贫民意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同忆说施先生大致是于抗战胜利后不久离开厦门大学的,这样先生在厦大任教应该有5到6年的时间,几乎贯穿了厦门大学整个的内迁长汀时期。 

我在《施蛰存作品精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版)里读得他写于长汀的精美散文<栗和柿》,“南寨是长汀郊外的一个大树林,但自从大学迁到这里来之后,它变成为一个公园了……这里是一个绵延四五里,横亘一二里的三种树的果树林。”这篇美文的结尾是如此地出入意料,体现了作家敏感的贫民意识,“一个摘柿子的妇人曾经对我说,明年是梅子的熟年,将上市有很好的糖霜梅和盐梅,她并且邀我明年去买她的梅子,但是她始终没有邀请我在新年去看梅花,多么现实的老百姓啊!”先生来自十里洋场的上海,却是以多么平实的目光投向社会的底层! 

家父当时为校园里十分活跃的文学青年,是学生社团《笔会》的干将,他曾在回忆录《长汀厦门大学“笔会”和“诗与木刻社”》写道;“‘笔会不设顾问,但进行活动时,右时邀请王梦鸥、施蛰存、林庚和虞愚等老师出席指导。”(《福州文坛回忆录》海潮艺术摄版社1999年版376页)。想来当时穷困的家父也是非常的有幸,一个日占区的流亡学生为热爱文学,就轻而易举地结交了那么多的文学名家,而且每位都一直来往不断!那个代的师生关系真是至纯至珍,一如青铜器,随便摩擦,就锃亮有光!丽因为集邮,我从小就知道父母与在上海有一位姓施的老师经常通信,那落款上海愚园路的信封上常常贴来的大多是漂亮的纪特新邮。而父母贴去的邮票,我也会在邮票下用歪歪扭扭的圆珠笔字写下“邮票请寄回,集邮用”,对方那位老先生肯定会照办的,不但照办,而且往往还会多夹寄几枚,我因此收集了很多邮票,但也因此毁掉了无数极为珍贵的实寄封(不过当时乃至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收集实寄封的习惯。)可我怎么知道,这些平平常常的书信一旦保存下来都是无价之宝呢! 

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施蛰存先生和家父这对师生分别在上海和厦门双双被打成“大右派”,但他们依旧书信不断,真不知道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们何以如此“狗胆包天”地进行着心灵上的“串联”。“文革”前,大概是1961年和1966年初,我父亲两度到上海治疗眼疾,施先生多次亲自到医院探望,送去了水果,两人又有了面谈的机会,细节不得而知,也许是那份亦师亦友的真情又平添了同病相怜的右派命运。但他们的交往到底是让“文革”的急风暴雨给打断了。“文革”之后,他们都高兴地得知对方大难不死,于是通信再度恢复。1979年中国的“右派问题”在胡耀邦等人的努力下得以全国性的“改正”,施先生和我父亲都得以重新复出,时年施先生75岁,家父则刚好60岁,值得一提的是施先生当时在华东师大被称为“出土文物”,而家父在厦门大学也有“出土文物”一称,可谓“大巫见小巫”!我父亲随即把我发表在当年《福建青年》杂志上的小说《找眼镜》和散文《考场》寄给了施先生,于是在来自上海愚园路施寄的来信里,就有一段属于我的文字,依稀记得的是先生表示的欣喜,以及好几句鼓励的话。施先生的来信从来都是不惜笔墨的,侃侃而谈,可惜由于长期“运动”养成的惯性,父母亲的所有信件都是阅后就处理掉了,否则光是我们家,就可以编出一册《施蛰存书简》的了。 

再后来的情况自然是翻天覆地了,“臭老九”重新鲜香四溢,我父亲和母亲都得到了重用,外出开会和讲学的机会也随之多了起来。1985年家父和研究生一起到南京开会,路经上海时探望了住在华东医院的施先生。当时81岁高龄的他刚做完肠癌手术,有点伤感地对我父亲说:“1981年厦大60周年校庆的时候曾邀请我参加盛典的,当时没去,现在真的很后悔。”老人似乎感到死亡是阴影,于是那曾经的厦门大学让他回忆几多。双目失明的父亲回来后赋诗一首,要我抄正后寄往医院,其中有:“汀江梅林梦难断/‘北极’青松薄云天/春风桃李遭浩劫/雨过天晴平奇冤”等句子。“梅林”与“北极”是长汀时期厦大学子们晨读与放歌的故地,那飘逸的梅香和摇曳的松影都浮显着特殊年代师生间情同手足的友情。我母亲陈兆璋也曾于1984年到上海探望了施先生,上述这些情况她大致都记在了《著作等身的施蛰存老师》一文中,收入了《厦门大学1946届校友毕业50周年纪念特刊》(1996年6月福州印行)里了,她写道:“他一方面给我许多鼓励,也提出一些中肯意见,对其中一篇描写一个自制自售苏打饼的老头的文章,他问我,在我的思想深处,是否对该老头的劳动有不够尊重的地方?”看来她的回忆再一次印证了施先生自然而然的发自内心的贫民意识。 

有一次,母亲浏览了我给研究生修改的作业后大摇其头,她情不自禁提及了施蛰存先生。当年施师总是把学生的每一篇作业改得极为认真,如果你的文字特别精彩,他就会用红笔在下面划上两条杠,那是先生对学生的最高奖励,当时施先生已经是颇有名气的作家,于是同学们都期待着自己的作业本上出现作家赐予的“两条杠”。她记得同班级有一位叫郭成九的同学,写了一篇《长汀之梅林》的作文,里面描写当地人的衣着打扮时,用了“似俗非俗”四个字,施先生即刻在那下面划上“两条杠”,引得全班同学半是羡慕半是妒忌地探讨了许久。事情飘过了半个世纪,可先生的“两条杠”却鲜红依然,令同学们刻骨铭心,这就是施先生为师的魅力。坦率而言,如今研究生的国文水平还远不如当年的本科生,原因固然很多,但我们为人之师的缺乏像施先生那样的学养和敬业精神,当是要因之一。聘用文学名家进校任教,陈嘉庚独具慧眼,厦大创办伊始,就有林语堂、沈兼士、鲁迅、顾颉刚等纷至沓来,后来又有洪琛、施蛰存等的跟进,前后延续了20余载,尽管鲁迅与施蛰存两位先生先后都到过这所地处偏远的高等学府任教纯属历史的偶然,但他们从不同的层面极大地激发了厦门大学各科学生对文学的兴趣,提高了国文的水准,滋养了人文的情怀,这段铿然的历史问声,至今仍然足厦门大学作为名校之名坚实的根基!面对施公这面镜子,后生我也似乎有他老人家当年在校的学衔与名份,却远远没有他的素养与精神,既无《柿与粟》的妙笔,更无“两道杠”的目力,敬业精神更相差十万八千里,真是尸位素餐,羞愧得无以复加。 

施蛰存先生在抗战期间与厦大学子结下的师生情缘一直延绵了整整60个春秋。在2001年厦大1946届同学毕业55周年上海聚会时,这些在学期间从来没有到过厦门的厦门大学长汀学子们探望垂垂老矣的施先生是他们的“重头戏”!许多同学是从大洋彼岸飞过来的,他们当中的代表:吴厚沂(厦门大学教育系46届、旅美实业家、1947-1949年曾任厦门双十中学校长)、王兆奎(厦门大学教育系46届、台湾大学教授)、王风翔和朱一雄等四同学坐了一辆计程车,直驶愚园路施家。年近80的学子探望年近百岁的先生,施家的儿女和一篮篮盛开的鲜花目睹了这场挑战世纪的“师生会”,老人们动情的热泪潸然落下,这泪的珍珠纯真得令我们这一代人难以理解,更是令我的下一代难以置信,但它真真切切地落在了21世纪第一个冬日温煦的阳光里,宁静而晶亮! 

事后朱一雄同学(厦门大学中文系47届、旅美画家)在《探望施老师》一文中动情地回味道:“我们一个一个走近他的床头,叫他老师,并且报出自己的姓名,说明来探问的本意。施老师听了,好像知道,又好像一时想不起来。我俯身靠近他,把一块写字板放在他面前,再一次地告诉他:我是朱一雄。他这一会可听清楚了,突然爆出来了带着上海口音的三个字:朱一雄!这声叫唤,使全房间的人都呆住了。他立刻接过那支在写字板上划字的筷子那样的东西,写上了‘书出版了没有?还在画画吗?’他歪歪斜斜的字,像尖刀一般刺人我的心。我怎样也禁不住我的眼泪。书出版了没有?还在画画吗?啊!老师爱学生的深情,在这里表露无遗。他的问话,好像春天的雷声,也好像深山里的暮鼓晨钟! 

“施老师是累了,他显出十分疲倦的样子。他是一个这个世代了不起的文化斗士,他已经打过了许许多多的胜仗,也打败了许多牛鬼蛇神。他老年的生活坎坷,身体病弱,可是他著作、译述从未少息。一年一年地过去,而他的著作和译述一本又一本地出版。人家赞美他:著作等身。说实在话,他出版的书真的可以堆在一起,比他的身体还高得多呢!”(见美洲《厦门大学校友通讯》22期)这段回忆被转贴在厦门大学校友总会的网页上,是描述病中的施先生难得的文字。 

我现在珍藏有施先生在1991年12月25日邮寄给我父母亲的一张贺年明信片,那是原邮电部生肖贺年有奖明信片首轮的首枚,珍贵的遗片是我家的“传家宝”,先生自成一格的手书所向披靡地穿过了岁月的烟云,伴随着这一纸明信片的是先生慈爱的微笑、高洁的人品与文品,还有闽西汀江岸边那片当年厦大师生魂牵梦萦的梅林…… 

囊萤楼·囊萤斋·囊萤园 

在厦门大学新老建筑的楼名里,我最喜欢的莫过于“囊萤”和“映雪”了。前者源自《晋书·车胤传》,“胤,博学多通,家贫不常得油,夏夜以练囊盛数十萤火虫以照书”;后则典出明人廖用贤《尚有录》,“孙康,性敏好学,家贫无油,于冬月尝映雪读书”。这二则故事是古人为劝学而设立,国人可谓家喻户晓,而一代又一代的厦大学子总是以他们的青春热血赋予“囊萤之光”和“映雪之亮”以新的内涵… 

当年校主陈嘉庚独具慧跟地选定了这人片依山傍海的处女地作为校址。1921年5月9日,演武场前的5座大楼正式动工,嘉庚先生亲自主持了奠基仪式。在整个建筑过程中,先生注重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就地取材,以闽南一带盛产的花岗岩来奠基砌墙,坚固耐久,淡雅美观。大楼的阶梯同样用精心雕琢的花岗岩逐级垒叠而成,行走时没有噪音,这在当时国内大学的建筑中可谓创举。仅1年多的时间,5座大楼完工,居中的取名“群贤”,那是对“群贤毕至”的深深期许?“同安楼”和“集美楼”右护左持,当为校主对家乡故土感恩的情怀,而呼应首尾的两幢该取什么名字呢?我想在南国幽静的夏夜里,一定是那提着“小灯笼”欢快游走的萤火虫激灵了先生的思绪,儿时《三字经》里朗朗有声的“如囊萤,如映学,家贫寒,刻苦学”与大海徐缓的潮音一同起伏同响,于是“囊萤”和“映雪”隽永的光色就这样情浓望厚地勾勒出“南方之强”最初的风姿! 

1926年,鲁迅先生来厦门大学任教时,是从市区的轮渡码头乘木船到如今沙坡尾一带的滩头涉水登陆的,那突兀的礁岩一定还记得先生提着长衫的模样……想来在翠绿的灌木和坚韧的龙舌兰间,先生见到校园的第一座建筑当是崭新的囊萤楼。这幢3层的花岗岩西式楼房磐石般地坐落在空旷的郊野里,直挺挺地面迎着天风海涛和飞渡的乱云,那该是怎样清冷俊朗的屹立啊!他可知道中共厦门的第一个党支部就曾在这个楼里点亮了那“囊萤”般的星火! 

抗日战争艰苦岁年,厦门大学在萨本栋校长的带领下,内迁闽西长汀,修缮起的一幢幢简易房舍依旧仿效在厦门校园里的楼名,“勤业斋”、“映雪斋”、“笃行斋”……,以独特的方式传承着血脉相连的厦大情结,我的父亲郑道传就是在那时从战乱中的长沙考入厦大的,颠沛流离到闽西,住进的长汀学生宿舍是简易而安稳的“囊萤斋”。据说是萨校长亲自将一台旧汽车的发动机改装后发电,整个长汀校区亮起了昏黄的灯光,那是“南方之强”永不熄灭的“囊萤”啊,让流亡的学子能够夜以继日的攻读!《厦门大学校史1921-1949》称“抗战期间招收的学生,多数是清贫好学子弟,勤勉学习,发奋攻读,务期求得真正的学问。”当年学贯中西的外文系周辨明教授曾写道:“从十里洋场的厦门,到七闽穷僻的长汀,从雕栏石砌的高楼大厦,到画栋剥落的破败庙宇,从贵族到平民;从繁华到朴素;这期间,转变得太惊人了。不过这一转变,对于重生的厦大,却是十分有利的,这种经验可以说是有钱没处买的……”家父回忆说,他们一批爱好文学的同学成立了跨系的“笔会”社团,哪位同学得了稿费,就买了长汀的花生米和酒酿,在“囊萤斋”的陋室里一同聚谈,品诗论史激扬文字……小小“笔会”后来就冒出了我国极有影响的教育家潘懋元、宝岛台湾首屈一指的剧作家姚一苇等诸多大师级的名家,还有学有所成的朱一雄教授、朱伯石教授、勒公丁诗人、邵循道教授、欧阳述周先生、俞锦中先生以及家母陈兆璋教授等等。 

1978年的春天,历经坎坷的厦门大学开始迎来了历史上最美好的新时期,我作为高考恢复的首届大学生,人住了令人神往的“囊萤楼”!那是一个怎样疯狂读书的岁月啊,如饥似渴的感觉就从来没有消失过,听录音听到半夜三更,紧接着又抱着厚厚的《牛津双解》跑到群贤楼的路灯下狂啃不已。外文系学子是“天之骄子”的骄子,幸福的睡懒觉可以一直睡到上课铃声响起的那一刻,因为囊萤楼2、3楼是我们的宿舍,而1楼就是教室。跌跌撞撞地晃进课堂,绝对是外文男生“夜猫子”的地利!

囊萤楼三楼的大阳台可是校主专门为厦大学生设置的放飞理想的天台?远眺对岸南太武山烟雾潦绕,朗声一首雪莱的《西风颁》,何等畅快!记得年过花甲的系主任林疑今教授曾在阳台上和我们聊起他几时到囊萤楼找他叔父林语堂的往事,还说在此常常可以望见演武场上一位侨家女生骑着骏马来校上课的英姿。白驹过隙,让我们情不自禁更加拽紧了手巾时光的缰绳……。每当柔柔的海风拂去了夏夜的燥热,同学们纷纷从床上拖来草席,在天台上东倒西歪,看繁星谈人生听外语广播……一切的一切想来仿佛似昨天的事情,但当年仰望苍穹,理想如遥不可及的银河,而现在我们多少囊萤学子正骄傲地散落在世界各地,粲然闪烁着自己囊萤般的星光! 

新世纪海阔天空,朝晖映泛,就在囊萤楼3楼天台目可远眺的对岸南太武侧翼,一片絮烟缭绕的山水田园,厦门大学以无与伦比的气魄和史无前例的大手笔,书写出“跨海湾大学”的“世纪开篇”。说来惭愧,我是在首批新生人住3月后才首次走进海那边的大学城!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我应学生社团的邀请到那里做讲座,经过蔚蓝的海湾,经过一片翠绿如玉的荔枝林和一园青草茵茵的高尔夫球场,期待已久的“厦大漳州校区”终于轰然扑进视野,尽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还是令我振奋不已:典雅而挺阔的大校门,晶莹而透亮的喷水池,最是拔地而起的5座雄狮般中西合璧的巨建,昂头挺胸一派啸傲大海与青山的“嘉庚胸襟”。学生公寓又是5座五座的组合,这边5座叫“映雪园”,那边5座叫“囊萤园”,哦,仿佛人生有约,“囊萤园”3个字犹如一股热流直击心扉,我竟情不自禁地痴痴往园门走去,英武的女保安微笑地拦住了我,幸好学生社团的同学及时赶到,才让探头探脑的我得以深入到园区的内部一睹为快:啊,别说那处处庭园一般的花木扶疏,也别说那间间舒适周到的小天地;啊,别说那电话和网络宽带的无所不在,也别说那比我家还高级得多的热水淋浴器;光凭我这个“老男生”的直觉,那空气也绝对是世界一流,即便在房间最隐蔽的角落,浑然没有一丝天下男生寝室难免的“脚丫子气味”!有位很帅气的新男生“喜忧掺半”地对我说,是因为房间的结构特别的阳光与通风,2是因为各项管理特别的严格与到位…… 

生活区和教学区有一段笔直的林荫道,新树稀疏的叶片在冬阳里碧绿依然,不时有鸟儿啾唧。可步人大教室的厅廊,却越发地清静,只见一个工友在认真地拖着地板。此时此刻,男生女生们正在享受着周日的懒觉,还是已经到附近的荔枝园里郊游?可当我透过玻璃窗一瞥内里的时候,不由大吃一惊:间间教室里几乎都麈无虚席,一个个埋头读写!“厦大同学可说大部分都是敬惜光阴爱书如命的英雄好汉,无论上课或节假,无论在图书馆或野外,你常可发现他们不是在温习功课,便是在阅读书报,这种勤勉的风气是造成厦大声誉的主要原因。”丘书院老教授对当年闽西简陋的“长汀校区”厦大学子刻苦攻读的回味,居然划时代地重现于眼前豪华壮观的“漳州校区”了!讲座之后,我被新同学们簇拥着在极为开阔的校区里东走西看,还平生第一同让学生在宽敞明净的食堂里请了一顿丰美的套餐,返老还童地重温起当新生的滋味,似曾相识又全然不识,极为熟悉又十分语名的感觉翩翩交织而来,恍惚间如梦似幻…… 

从厦门的“囊萤楼”到长汀的“囊萤亭”,从长汀的“囊萤斋”到漳州的“囊萤园”,是历史的传承更是时代的跨越,一代又一代的南强学予以勤勉奋进的“囊萤之光”迎来每一日绚丽的朝霞,而我们的厦门大学正披着新世纪璀璨的霞衣,迈着自信而坚实的步子,走向它更加辉煌的明天! 

(作者系曾插队闽西的厦门知青作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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