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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超麟的世纪人生
[作者:张惟]

郑超麟先生1901年4月15日出生于漳平县城,自他18岁时候,也即1919年从省立龙岩第九中学毕业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他同周恩来等18人发起创建“少年共产党”,搏击世纪风云,他就再也没有回故乡。但他念念不忘自己的“和春郑”是在17世纪由和春乡迁入漳平县城的,谈起太常陈、丁坂刘、北郊李、和春郑历历如数家珍。他认了漳平老乡,也就认了漳平旧属龙岩州,今属龙岩市而认同龙岩人为大老乡。在他1979年恢复自由,1980年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在无数的历史学家和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人如邓蓉(毛毛)等接踵访问这位世纪老人的忙碌中,我们也才能挤上一角的位置见到他。他曾自嘲地说:“百年坎坷一身留,谁料残生遇转头。名姓长期遭禁忌,如今屏幕屡遨游”。

郑超麟是闽西以至福建人中第一个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我在采访闽西籍的革命者和开国将军时,常常听到他们谈到受启蒙的第一本书是《共产主义ABC》,这本书的作者是布哈林,译者就是郑超麟。郑超麟通晓俄、法、德语,时任中共中央杂志《布尔什维克》主编。著名作家楼适夷曾回忆1925年他在上海秘密听取瞿秋白、恽代英、尹宽、赵世炎等讲课时,亲眼所见的郑超麟的印象:

“那时他还是绿鬓年少,风度翩翩,可能归国不久,丰腴的躯体穿着整齐的西服,左边上衣袋露出一条锃亮的表链,扣在胸部的衣纽上。他的讲题好像是《五卅运动对中国革命的意义》,说话不很流畅,略带一点福建口音……”。

楼适夷没有想到,他眼前的这位留洋归来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10年前还是从很边远的福建漳平山城走来的。

郑超麟祖上五代都是秀才,他小时在私塾读的是《三字经》、《大学》、《中庸》、《论语》。辛亥革命成立民国,他才人县里办的新学堂与陈明轩同窗。1915年,他和陈祖诒、刘子明、刘仲衡、刘奎光、刘清秋、郑雅中、林乃光等和随后的陈祖康考取福建省立龙岩第九中学,才第一次走出漳平的大山。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漳平县送他和陈祖康去法国勤工俭学,他还是向县学堂的老同学、爱国华侨陈性初先生的长公子明轩借了一套洋制服穿了起程的。

1922年6月在巴黎西郊布洛涅森林集会,18个留法学生发起成立“少年共产党”。郑超麟在其中,其他17人是周恩来、赵世炎、袁庆云、王凌汉、熊锐、任卓宣、李维汉、薛世纶、陈延年、刘伯坚、王若飞、尹宽、李慰农、熊渭耕、李富春、林蔚、萧朴生。后来李维汉回国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施存统商量,将“少年共产党”正式改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1923年春,经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联系,郑超麟等10人从法国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在那里听了托洛茨基的演讲,很兴奋地将其内容译成中文交《新青年》第4期发表。1924年春郑超麟转为共产党员,回国任中央宣传部秘书兼《响导》编辑,并担任上海地委委员和上海大学教授。1925年1月21日,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选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等9名中央委员。郑超麟是大会记录员,成为共产党员从“三大”的300余人发展到“四大”的900余人的历史见证人。至1927年4月底5月初在武汉举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郑超麟当选正式代表。会后,郑超麟被留在湖北省委任宣传部长,与陈潭秋、董必武、向忠发等共事,中央并派张太雷接替张国焘为湖北省委书记。瞿秋白主持的党的“八七”会议后,将郑超麟带回上海,要他主编《布尔什维克》杂志。

党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到上海,瞿秋白和杨之华结婚后住在一起。那时留法的同学都纷纷结婚或恋爱,如蔡和森与向警予,李富春与蔡畅,赵世炎与夏之栩,刘伯坚与王淑振,邓小平和张锡媛。还有刘仁静从家乡带出来的妻子史静仪因为爱上陈乔年而闹出风波。留法同学王若飞见郑超麟还是单身,就介绍在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的云南姑娘刘静贞与郑超麟认识,并撮合他俩结了婚。

1928年初夏,郑超麟和刘静贞同居实行共同的生活,尚在蜜月期间。留守上海的中央常委李维汉忽然通知他,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去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未归,留家的常委陈祖康代理省委书记,在《漳州报》上刊载脱党声明,要郑超麟代表中央入闽紧急处置。陈祖康是郑超麟的漳平同乡,又是一同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学,他听了大吃一惊,负命匆忙动身到厦门。他召开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紧急代表会议宣布开除陈祖康党籍,会议正式成立中共福建省委,选举刘乾初、陈昭礼、谢景德、陈真仔为省委委员,杨适、罗明、张鼎丞、王海萍、徐履峻为候补委员。刘乾初、陈昭礼、谢景德为常委,刘乾初为书记。中央又指定罗明、吴亚鲁、陈真仔为候补常委,罗明为候补书记,以备正式常委及书记发生意外不能行使职权时,即刻有人负责。    郑超麟回到上海,李维汉在“六大”后已被排挤出中央,李立三兼宣传部长。郑超麟向新上任的总书记向忠发报告了福建之行的情况。他要求退出宣传部的工作,准备和妻子刘静贞去莫斯科读书。在等待出国期间,每人只支领原薪的一半即20元大洋,难以维持生活。郑超麟就加紧翻译《宗教·哲学·社会主义》希望取得稿费贴补。这时,郑超麟意外被捕了。他自己调侃说,住在这里不用交房租,电灯免费,饭也是警备司令部送吃的。他化名王绳祖,应付国民党法官的审讯。不料法官中有一位苏福畴,是郑超麟在龙岩九中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他认出了郑超麟,却未加以拆穿。后经中央特科顾顺章在外面活动营救,郑超麟仍以“王绳祖”之名被保释了,可见苏福畴是起了掩护作用。

出狱之后,尹宽来看他,拿出了一卷油印的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郑超麟在“东大”听过托洛茨基的演说,知道他是在列宁不在国内时一手领导了十月革命,是红军的缔造者和1924年新经济政策的提出者,最早敏锐地争取德国工人阶级组织联合阵线反对法西斯势力抬头。此刻对照他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述,他看出了托洛茨基的正确性和斯大林的错误。但在列宁死后,他却被斯大林以“反列宁主义”的罪名驱逐出中央委员会以至出境。

郑超麟在思想上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认同了陈独秀的观点。中央政治局1929年11月15日会议通过开除陈独秀党籍,陈独秀、彭述之、尹宽3人合写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共有81人签名,郑超麟参加签名后也被开除出党。于是,他们打出了左派反对派的旗帜,创办《无产者》由郑超麟主编。1931年5月成立中国托派统一大会,陈独秀为书记,郑超麟当选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不久,郑超麟第2次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在1937年8月因抗战出狱后继续参加托派活动。建国后的1952年12月22日,郑超麟又以托派被捕,直到1979年6月5日恢复自由。但这时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刘静贞却病逝了。

郑超麟留法期间的许多同学,建国之初都担任中共中央或国务院的高官,有人劝他写个思想检查就可以出来做事。但郑超麟不同意,坚决坐牢到“四人帮”跨台,历史迷雾逐渐拨开,党中央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终于使托洛茨基和托派的问题真相大白而化解。

郑超麟1952年何以重新被捕入狱,看看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的一段注释就可以知其背景。注释说:“斯大林同志于1937年在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里,作过如下说明:过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治派别之一……,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佣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

1992年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的注释修改为:“托洛茨基(1879-1940),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1927年11月被清除出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

1993年人民出版社《毛泽东文集》第1卷《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的注释为:“托洛茨基(1879-1940)曾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他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在联共(布)党内组织反对派,进行派别活动,1927年11月被开除出党”。

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中的注释是纯客观性的叙述:“托洛茨基(1879-1940),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1926年10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1927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职务,同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29年1月被驱逐出苏联。1940年8月在墨西哥遭暗杀”。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中,对托洛茨基作了正面的评价:“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后期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的阶级实质的认识,对他们将要叛变革命的判断,对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的批评,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

我们现在回顾历史,不得不叹服陈独秀和郑超麟等人,在1929年就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认识高度,认识到斯大林的错误,这是多大的理论勇气和远见卓识啊!

可惜,郑超麟未能看到这一历史结论,他于1998年8月1日的黎明逝世了。但对于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哲人郑超麟来说,一切都在他的胸襟中,他临终前说:“现在中国走的就是(中共)‘八大’路线,这种适合于生产力水平的生产方式,最后是会获得成功的。”“以后,真实的社会主义也必然会战胜一切资本主义一切阶段的包含苏联那种‘社会主义’在内”。    作为经历过20世纪的一名老共产主义者,他充满信心和预见地说:

“我们试总结20世纪的经验,帮助21世纪的人更好地进行革命”。

“21世纪的‘十月革命’,将是一次成熟的革命”。

“当今的资本主义空前繁荣,事实上是资本主义的回光返照。资本主义发展为社会主义的过程,则正在我们眼前进行。科学技术发展,世界变小了,时间要缩短了,很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的革命”。

郑超麟始终如一地表达了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洞察力,以及对于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坚定信仰。    郑超麟身后留下的译著甚丰,他早年翻译有《马克思给顾格尔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恩格斯著《宗教、哲学、社会主义》,托洛茨基著《俄国革命史》(2、3卷),弗尔巴哈著《未来的哲学》,布哈林著《共产主义ABC》,梅勒支可夫斯基著《诸神复活》,妥思退也夫斯基著《小英雄》、《野非卯夫》,纪德著《从苏联归来》、《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等等。他自己著有《不断革命论》、《三人行》。晚年著有《郑超麟回忆录》由中、德、日、英文版发行,还有《玉尹残集》、《怀旧集》、《髫龄杂忆》等问世。临终前由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的《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更是成为传世之作。

革命者兼思想家、作家、诗人郑超麟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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