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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戏剧运动的前驱者——杜边
[作者:张惟]

1997年杰出的戏剧艺术家杜边先生从深圳蛇口走了,魂归大海,骨灰和鲜花掺和着撒在他的出生地厦门和他的眷念不忘的第二故乡新加坡的湛蓝海面上。

一个人的自然生命是有限的,一个作家的生命总是活在他的作品中。杜边的作品,是他一生和着血和泪写成的,反映了20世纪人民的抗争和时代潮流,既有体现抗日卫马运动和战后新、马人民反对英殖民主义、争取独立自由民主的斗争,也有描绘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直至改革开放时期全面振兴中华的雄伟进程。任何走进和思考21 世纪前途的人,都不能回避或绕过20世纪的历史存在。所以,我敢断言,杜边的作品对于现际仍是一种历史和正义的昭示,是不朽的艺术。

但是,杜边长达85年的漫长生涯,他早年在马来亚的山芭丛林中写下的抗日诗歌和剧本几乎荡然无存;战后他在新加坡主持“海鸥剧团”所创作和演出的剧目,也因他突然遭受英殖民当局驱逐出境而陷落:回到中国南方游击区创办文工团以及在上海电影文学创作所等单位工作的稿本,又遇到“文化大革命”的摧毁飘零散失。因之,搜集汇编《杜边文集》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杜边的夫人、战友和学生温刚不惧艰难,在海内外友人的协助下开始进行这项工作。我和她同是当年杜边任团长的闽粤赣边纵队政治部文工团的团员,她邀我协助编辑《杜边文集》,对于我来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搜寻、阅读杜边老团长的大量戏剧、电影、小说、诗歌、评论作品和日记、书信中,使我有机会第一次系统地读到至今能够收集到的杜边的作品、手稿,我愿意写下我的“第一感觉”,以与海内外友人、读者共同切磋探讨和交流。

也许是一种命运的机缘,我随父母自印尼苏门答归国途中生于新加坡,1933、34年之交继续航行横越太平洋回到祖国,在厦门岛登岸,见到的是抗日英姿的十九路军的庄严形象。而由于十九路军发动成立福建人民政府的失败,一批爱国民主青年受到国民党的弹压,青年杜边正被迫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乡厦门,孤身飘洋过海,踏往新加坡的土地。

杜边当过苦力、泥水工,在困苦中也向报馆副刊写文章,后来他到了对岸马来半岛的柔佛,在辅华学校和光轮小学当教员。

然而,具有艺术天赋的杜边的身上,永远有一种躁动,特别是他有着强烈的爱国救世情操和对下层劳动者的深切同情。当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中国的全面抗战,杜边毅然放弃了较为稳定的职业,他和赖丹、林越夫、陈朔风、颜国业、戴小郎(俊英)等发起创立“南岛旅行剧团”,杜边(当时名拓夫)是主要负责人和总编导。剧团深入马六甲、柔南、森美兰和中马煤炭山演出,剧目除了选用祖国的救亡作品如《放下你的鞭子》、《铁蹄下的歌女》、《松花江上》等,主要是杜边创作编导的戏剧《巨魔》、《爱国心》、《情与法》、《万恶公司》、《战地泪花》、《他的末日》。这些作品,连同他1936年创作由柔佛辅华学校师生演出的多幕剧《活路》,不仅显示了青年杜边的艺术才华和他坚实的现实主义风格,而且不可动摇地奠定了他作为“马华戏剧运动”前驱者之一的历史地位。可惜,上述剧本都已遗失在历史的烟尘中了,我们只能从方修先生主编的《马华新逛学大系》(九)剧运特辑和有关报刊的评介中略知剧目的内容和演出时引起的巨大回响。

南岛剧团被英殖民当局强行解散后,部分成员回到新加坡郊区,又组成“实验流动剧团”和“茶花剧团”活动。日军南侵致新加坡沦陷时,杜边(用名苏仲人)和阿蕾、黄涛儿、傅静山等人转到内地山芭,加人抗日卫马战斗,杜边成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四独立队句令部宣教团的负责人。

深入实际的斗争生括,使杜边的戏剧创作出现了深刻的转折。此前,杜边的作品鞋要是反映祖国人民的英勇抗战,以及沧陷区同胞在日寇铁跪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情景。这些仍尚属于“侨民文艺”,耐在进入山芭以后,杜边接触到全马各族人民的斗争生活,他的作品,自觉地反映马来人、印度人、华人在马来亚大地上对日本法西斯的英勇抗争。如多幕剧《二年》,独幕剧《她疯了》、《反逼迁》、《反扫荡》、《父与女》、《中、马、印一家亲》,都是抗日“宣教团”经常演出的剧目,也可说是由“侨民文艺”转向“马华戏剧”的典型性的代表作,是杜边在战后提出“马华文艺独特性”理论的先行实践,其在马华文艺发展史上所具有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深为遗憾的是,上述的剧本也未能留存下来,我们只能从新、马剧人和作家的回忆、记叙中感受一二。据说杜边新创作的《二年》刚脱稿,在原始森林遮掩的抗日军司令部小广场亮起电灯演出时,演到搜山的日军士兵兽性发作要奸淫一位逃人山芭的华人母亲,而那个年已入暮的父亲豁出命去同敌人殊死搏斗终遭杀害,全场一片寂静,骤而响起了抗日军战士愤怒的吼声,连那些听不懂华语的英国兵和澳洲兵(从日军收押的俘虏营逃跑出来为抗日军收留保护的同盟国军),也碧眼含泪,唏唏不已,可以想见这部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是何等强烈。当时震撼人心的佳作,想必也可留给后人传世。

全马各族人民经过三年八个月的浴血斗争,配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正义战争,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杜边从山芭走出来,他被推选为柔佛州首府新山市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宽柔小学校长。三个月后,他又从新山渡海到对面新加坡去,他太热爱马华戏剧事业了,他和文艺界的朋友们诸如蓝嘉、刘思、普洛、佐丁,山兄诸人发起成立“马华文艺工作者联谊会”(简称马华文联),同时成立了“新华戏剧工作者联谊会"(简称新华剧联),杜边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又和肖敏、陈亮、蓝志明、赖丹、洪流、李云、阿蕾、佐丁等人组织“新加坡海鸥剧团”,他是主持人和总导演。随着战后新马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与和平发展的时代主流,杜边的戏剧创作空前活跃,艺术日臻成熟,他连续创作了《明天的太阳》、《野心家》、《宝星》、《野孩子》、《王八蛋才疯》、《老绅士与醉苏丹》、《岛上夜曲》等话剧本,并导演了中国的大型话剧《升官图》、《万世师表》、《结婚进行曲》等。

这是杜边戏剧创作的辉煌时期。从1937年“南岛剧团”算起,杜边整整创作了20部戏剧作品,这是马华戏剧的珍贵宝库,还不包括他改编的《海滨渔妇》《廿六个和一个》等剧目。

踏上新加坡的口岸并到柔佛州开始戏剧创作的时候,正是遇到新加坡文艺人士发出“把南洋色彩放进文艺里去”的呼吁。马宁最早提出“南洋文艺”的口号。1934年邱士珍《废名》在《狮声》著文更是明确地主张推进“马来亚地方文艺”,遂出现了“马华文学”的新概念。受此影响,杜边早期的反映侨民生活的剧作,就初具南洋本士色彩。他到山芭参加抗日军活动后,由于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和国际主义精神,对受压迫的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一视同仁地同情和热爱,尤其是在抗日斗争中发现了人民的伟力,他的创作已经转到反映当地各族人民的实际生活和斗争为主要内容。战后时期,他到新加坡从事的卓越的戏剧运动,已经完全站在马来亚各族人民的立场,投入反对英殖民主义卷土重来,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斗争,其作品成为新、马文艺的发轫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感谢新加坡人士千辛万难保存了此一时期杜边写下的代表作《明天的太阳》、《宝星》和《野心家》。据说杜边在海鸥剧团赶写这些剧本时曾伏案沥血。因为他的心和剧中人一同法,解剖战后的新、马社会和人民生活。《明》剧中的非非原是爱国纯真的中学生,她热爱的丈夫到山芭抗日去了'一个弱女子带着年幼的女儿在日踞昭南岛生活,被迫沦为小妾和妓女。新加坡光复后,她企望光明,然而往日的日本皇军的黑帮爪牙又摇身成为英殖当局统治人民的打手,抗日归来的丈夫当了一名穷记者,无力救她跳出火坑还一时不理解她的处境,她绝望地自杀了,以死控诉这个仍然不合理的社会。结尾有似曹禺《雷雨》的惨绝,但作者借着非非的遗书喊道:“天快亮了,你该忘记我,快带着,这新的生命,走上新的道路,去,去迎接明天的太阳!"这是作品的一抹亮色,表明了作者对新、马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民主生活的信心和积极进取的心态,用艺术的力量点燃人民的希望。《宝星》是表现抗日人民军的一位队长复员归来,接受英国殖民当局授予“宝星”勋章,但是他发现战后的新加坡,各族的劳动者和抗日退伍军人仍然在社会的底层苦苦地挣扎着,甚至受到更严酷的镇压,而昔日依靠日本人统治的投机商人、内奸却适应英殖民当局统治的需要继续作威作福。这个剧本揭露现实的深刻性,艺术手法的集中、鲜明,震奋的探广,可视为马华文艺的纪念碑式作品,唤起马来亚各族人民的民族意识,最为英殖民主义者所不能容忍。《野心家》却运用荒诞派的象征手法,描述洋头家如何采取阴谋诡计,挑拨离间,破坏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三位企业家战后为新、马经济的友好合作。其针对性是明眼人一望即知的。戏剧情节安排的巧妙,艺术性的高超令人叹服。而《岛上夜曲》是杜边编导的表现新、马人民抗日斗争英雄事迹的大型话剧,除了海鸥剧团全体总动员外,还邀请新加坡其他团体的剧组、剧队共两百余人参加演出。该剧反映了马来亚哥踏河畔某村庄,华人、马来人联合反抗日寇扫荡、保卫新马的全景式战斗,塑造了栩栩如生的英雄人物形象,堪称是战后马华文艺的史诗式作品。此时,杜边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艺术观,他不仅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努力实现,而且在夏衍担任主编的《南侨日报》 发表《抗日卫马文艺与“华侨文艺”运动》的评论。从理论到实践,杜边都提出和强调马华文艺的独特性,使其从“侨民文艺”逐渐摆脱开来。今天的马华文艺和新华文艺,正是从这一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发展着的,应该说,杜边是新马文艺的当之无愧的前驱者之一。

杜边在新、马的创作以戏剧为主,但他也在《星洲日报》 发表过小说《蛇校长》,童话《狮岛夜话》等。他也擅长写诗,他作词的《树胶花开》、《槟榔女》是新、马人民武装抗日时期的流行歌曲。战后吴村导演的邵氏第一部华语电影《新加坡之歌》的主题曲,歌词是杜边作的,脍灸人口,传唱一时:

新加坡,新加坡 

别再悲愁,把你的青春消磨

昨夜血雨腥风催老你许多

今朝今朝啊

黑暗已去,我们要兴奋

为人民的胜利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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