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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惟创作论
-----兼评红土地文学现象
[作者:陈小培]

张惟的红土地文学活动,是上世纪乃至本世纪的一个十分重要、十分有影响的文学现象。我曾经这样说过:“张惟、张胜友为代表的红土地文学创作,将闽西的文学创作推向了历史的高峰,在全国独树一帜,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张惟是新时期闽西红土地文学的发轫者、开创者,又是领军人物。在他周围聚集起一批又一批文学青年,在闽西这块红土地上执著地耕耘,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红土地文学现象(或称红土地文学流派)。

《芦沟桥晔》:早期经典范式散文

我们感谢作者,他给我们留下了和共和国一道迈步前进的创业者痴情于艰苦生活、豪迈乐观的“50年代精神”,描绘了在由刺刀见红的战场到建设基地战略转移过程中,新生活建设者的精神风貌和人物群像。

——王光明、苏浩峰:《面向广阔的生活,<雁行集>代序》

1959年,张惟第一部散文集《芦沟桥畔》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标志着青年张惟在中国散文界确立了自己的作家地位。

1955年,张惟由华东军区文化部调总参谋部装备部任参谋,不久,在《解放军文艺》1956年第7期发表散文处女作《芦沟桥畔》。接连又在《萌芽》(1957年第2期)《解放军文艺》(1957年第2期)发表了散文《摩托兵的故事》《一个华侨少女》……1958年春天,张惟随10万官兵转业北大荒屯垦戍边,继续散文创作,陆续发表了《第一个北大荒人》等一系列作品。火热的生活在向他召唤,他热血沸腾,豪情满怀,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的激流中,义不容辞地拿起了文学创作的笔。“我们是涌向激流中了。这才是真正的生活,更丰富更闪耀的生活啊!”(张惟:《初上北大荒》)于是他的笔下涌现出中校耿明、列兵马松明、副总参谋长、转业屯垦的老红军余副师长……一个又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忘我投入新生活的社会主义的保卫者、建设者的生动感人的形象及其平凡而又伟大的事迹。

张惟散文创作的起点是相当高的,以第一篇散文《芦沟桥畔》在全国性刊物发表为标志,一开始便进入了那个年代散文创作的主流,一开始便获得了成功。这些作品相当“老练”地掌握了上世纪50年代散文创作的标准范式,思想性、艺术性已趋成熟,达到了那个时代的相当高的水准。50年代初期的散文,以客观纪实或叙事为主,带有通讯、特写的格局,因此那一时期的散文常常冠之为“散文特写”。结尾则“卒章显其志”,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社会主义。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老舍的《我热爱新北京》、叶圣陶的《游了三个湖》、杨朔的《滇池边上的报春花》等。“特写”的兴起,与高尔基从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将“特写”划分为一种新的、有独创性的战斗的文学样式有关。刘白羽1958年《论特写》一文,又指出“特写文学”,是“在真实生活基础上,加以概括”,“不采用真人真事,而用虚构的方法,通过作者所创造的人物,突出真实的生活现象,提出真实的生活中的问题”;“这样的特写,在这一方面是近似小说了,乍一看起来甚至完全像是小说了。但仔细推敲一下,它究竟不像短篇小说那样有完整的结构、严密的组织,它比短篇小说自由泼辣。而它仍然保持‘特写镜头’‘轮廓画’的手法,突出了我们生活中非常真实的一个富有特征的片断”。以此衡量张惟《芦沟桥畔》《统帅部深夜的灯火》《摩托兵的故事》《一个华侨少女》《风筝飞了》《红色的山村》等早期的散文,完全合乎规范,具有那个时代创作的经典特征。而且,难能可贵的是,那个时期他的“绝大多数作品是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流行一时的政治概念出发,感情是真挚的,没有廉价的粉饰和浮夸”(王光明、苏浩峰:《面向广阔的生活.<雁行集>代序》)。因而他是走在那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的前列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的张惟也写出了《塞上月》(《人民日报》1962年11月25日)这样优美的“诗化”散文。主管《人民日报》的胡乔木提倡“美文”,《人民日报》1961年上半年开展关于散文的“笔谈”,散文向自身艺术规律回归。张惟也适时调整了自己的创作,显示了其散文创作的实力。

1964年,张惟调回福建到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1965年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976:红土地文学(散文创作)的发轫

经历了“文革”空前的磨难和文学的死亡,闽西突然爆发了一个散文繁荣的年代。   ------张惟:《红土地散文选·序》

1976年是多事的一年。“四人帮”鼓吹大写“与走资派斗争”的文艺作品,为抵制这股反动逆流,张惟巧妙地借助毛主席亲自开创的闽西老革命根据地的“掩护”,精心策划、组织一批青年作者,深入生活,重上井冈山,寻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足迹。从龙岩后田、永定金砂、上杭古田、才溪,到达长汀,张惟与陈耕留下来采写红军第一个医生;张胜友带队经瑞金上井冈山,到茅坪忽闻开创井冈山道路的毛委员逝世,天崩地裂,急下山返回闽西……

此时的张惟,已承担起培养青年作者、组织文学创作的责任。“文革”期间张惟下放闽西永定坎市劳动,1972年调到县宣传站编《工农兵文艺》。永定一位热爱文学的青年看到这份刊物,找到了张惟。他就是日后震撼中国文坛的张胜友。1975年张惟到地区文化局,组建地区创作组、主编《闽西文艺》(《闽西文丛》),张胜友、陈耕成为创作组最早的成员,张胜友成为《闽西文艺》最初的编辑。在张惟周围参与创作和编辑工作的主要还有苏浩峰、王光明、陈志铭、方彦富、朱家麟、谢春池以及笔者等,尤其是历史造成张惟、张胜友的闽西“二张”风云际会,传为文坛佳话。从此两把散文大笔横扫闽西文坛,开创了闽西散文创作的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关于散文,散文理论家林非多次这样说过:“散文创作是一种侧重于表达内心体验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文学样式,它对于客观的社会生活或自然图景的再现,也往往反射或融合于对主观感情的表现中间,它主要是以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真情实感打动读者。”作为初学者,散文并不是一个容易掌握的体裁。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文艺的春天里,遍地盛开的是小说的鲜花,散文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只是不起眼的小草。但散文在闽西,独独比鲜花还要绚丽耀眼。

1976年9月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逝世,10月“四人帮”被粉碎。张惟敏锐地察觉到了并果断地捕捉到了这一历史契机,在全国创作题材处于真空状况下,不失时机地组织了怀念毛泽东同志及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散文创作,提出了纪念毛主席率领红四军入闽及古田会议50周年创作计划。反映急遽变化的形势须要便捷的文学样式,表现革命历史题材必须准确、符合史实,又要有一定的抒情性并联系现实,散文是最合适的载体;张惟又是全国有名的散文家,以其身体力行的创作实践及散文创作的实绩率先垂范,闽西散文由是发轫,当时以闽西回乡和厦门插队知青为主力的作者以空前的热情投入散文创作。在福建人民出版社支持下,很快就编写出版了《毛主席在闽西》《伟大的战友》等散文集及诗歌集《古田颂》。德国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须有“文革”后出版的中国文学书籍,《毛主席在闽西》被选送参展,代表新时期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沿成果,为中国当代散文发展写下了可喜的一笔。

红土地散文的发轫,即是红土地文学的发轫。红土地文学群体由是崛起。改革开放之后,红土地文学又与厦门“蓝海洋文化”联姻,注入了生机和活力。连续九届的“红土地·蓝海洋笔会”将红土地文学的创作不断推向深入。200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闽西《红土地散文选》,收入25年来闽西(含在闽西生活过)的作家的散文作品100多篇,红土地散文公认为闽西红土地文学最具代表性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闽西青年作家傅柒生的长篇纪实文学《军魂:古田会议纪实》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庐弓的中篇小说《秋白之死》在《福建文学》头题发表,标志着闽西红土地文学创作的新一轮高潮正在兴起。

红土地文学现象(流派):历突的必然选择

谢春池:回头看闽西文化,最辉煌的亮点有两个:一是红土地文化。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代伟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会聚闽西,开创了闽西历史的崭新篇章。……另一个是汀州古文化。……这些都是闽西文化中最辉煌的东西

——谢春池:《关于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在闽西的交融》

张开龙:“红土地文学”在闽西的崛起并非偶然。一方面,红色历史与艰苦奋斗的传统酿造了孕育“红土地文学”的沃土,另一方面,优秀的客家文化也为“红土地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邱灿皓:闽西这一片土地,不但哺育着我们成长,而且以它特有的红色历史塑造着我们的灵魂。我们跟文学的结缘,首先是跟红土地的结缘,这种结缘是与生俱来的。

张胜友:闽西“红土地文学”与作家群,从一个地区来说,其规模与成果是相当了不起的。

——《“红土地文学”研讨会发言摘要》《福建日报》1994年7月31日

研究张惟的红土地文学创作及以张惟为代表的红土地文学现象(流派),不能不探究一下闽西红土地文学产生的历史根源及文化背景。

龙岩市为全国公认的11个“全国最著名革命老区”之一。红土地即是指苏维埃中央红色政权存在的区域。1929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入闽,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闽西成为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即“红区”。伴随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闽西红色歌谣、文艺表演为主要形式,紧密配合武装斗争的苏区革命文艺的兴起。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提出应用文艺形式开展革命宣传,被认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雏形。罗瑞卿、萧克参加宣传队文艺演出,李伯钊、沙可夫的舞蹈、戏剧艺术实践,黄镇、王直的绘画,瞿秋白在中央苏区的革命文艺活动,毛泽东、陈毅在闽西留下的光辉诗篇,均为红土地文学之滥觞。闽西不仅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历代文人辈出(上官周、华喦、黄慎等)。1923年邓子恢创办《岩声报》,撰稿人邓子恢、陈明、张觉觉、章独奇、林仙亭等时称“龙岩八俊”;邱织云等人成立文艺研究会出版《红痕》;1926年武平、长汀革命青年谢秉琼、张赤男等人在广州创办《汀雷》;李觉民等人在厦门办《到民间去》等;1926年入党的永定人阮山,在革命斗争中创作了大量革命民歌、诗词,被称作“奇峰突起的革命诗人”;诗人、散文家、曾任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闽西红报》编辑的苏庆云,牺牲后留下遗著诗集《骆驼》;抗战期间,又有郁达夫、楼适夷、黎烈文、邵荃麟、曹聚仁、施蛰存、章靳以、王西彦、郑朝宗……一大批文化名人涌入长汀、连城、永安山区,给闽西文化注入新鲜活力。闽西现代著名的作家,有1930年参加“左联”的龙岩人马宁,有文艺理论家、武平人林默涵(建国后历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这些都是红土地文学得以产生的历史根源和文化背景。

但是,在闽西这块有着“最辉煌”的“红土地文化”和“古汀州文化”的土地上,文学创作长期处在停滞状态。在张惟回到闽西之前,并未出现红土地文学现象。我们说,一个文学现象的出现或一个文学流派的产生,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要有一个或几个有代表性作家的创作。在闽西这块革命的红旗映红,烈士的鲜血染红,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红土地上,留下了伟人的光辉足迹,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蕴藏着丰赡的文学富矿,等待着热爱这块红土地,与这块红土地息息相通,愿将毕生精力奉献给这块红土地的人,来发掘、来开采。这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神圣的文学使命,命中注定落在了张惟身上。张惟天资聪颖,从小就接触了有关红军的传说,阅读了不少文学作品。闽西大地上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冲击着他,在他心中激荡起一股又一股创作的冲动。十六七岁读毕高中一年级的他,闯去面见刚进驻龙岩的闽粤赣边区党委书记魏金水,说“我要写一部红军的大书”;1960年在北大荒军垦农场,他见到邓子恢副总理,要他谈奇山书社、红军三打龙岩,说“我的大书要从那里开头”……他似乎就是为红土地文学而生的,他的“红土地情结”与生俱来。粉碎“四人帮”之后他敏锐地预感到革命历史题材吹去蒙垢必将放出金子的光芒,红土地文学将成为可能,他欣喜而又深情地写道:“终于又到了可以高歌这股雄风的时候,我不愿调回省城去坐机关,我要镂骨铭心地抒写红色故乡的一切。”(张惟:《共和国的摇篮呵,故乡》)曾经有朋友劝他不要过于沉湎于历史题材的创作、即所谓“红土地情结”中,他一笑置之,回答说“人生有涯,士各有志”,“南返后重新捡起这一题材,乐此不疲。弟以为此地这一段历史不但丰富,而且离当代很近”(张惟:《致郭风兄》)。他选择了红土地,红土地选择了他。这是历史的选择。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新时期6部散文集:《雁行集》《觅踪访史录》《人间不了情》《张惟散文自选集》《龙津磈》《龙岩洞寻龙记》:史诗般的大散文

张惟先生的散文取材十分宽广,军旅生涯、北国壮行、文人来往、人生絮语,可谓海阔天高。我认为,他写得最为传神的最有分量的的文字,应是以闽西大地血与火的洗礼为内容的“历史的回音”。这一题材的散文可谓篇篇皆是掷地有声的力作,那是中国历史的实录,是用作者全部的感情甚至生命编织的史诗,是矗立了中国文坛的一座丰碑。

沈世豪:《如椽大笔写春秋——张惟先生散文印象》

新时期张惟的散文创作一发而不可收,自1982年出版散文集《雁行集》至今,共出版了6部散文集。

《雁行集》寓意作家北飞南归跟随时代的步伐所留下的行踪。前半部分是对早期生活、创作的回顾和小结。后半部分《北山昕涛》《大兵的脚印》《梦秋白》《西海子漫步》《用血昭示的信念》《从汀江扯起风帆》等,时间自1977年至1981年,其中《梦秋白》发表在《人民文学》1980年第11期,是作家回到红土地后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发轫”,宣告红土地文学“扯起风帆”开始破浪远航。

1990年1月出版《觅踪访史录》,革命历史题材仍占有重要分量,同时创作的范围扩展到了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北上纪实》《南归纪程》以日记体形式记录作家赴京、沪采访闽西老同志,收集、抢救史料的匆匆行程,令人感到一种历史的紧迫感。《共和国的摇篮呵,故乡》是作家心灵的流露,对故乡的热爱由昨日的历史转向今日的现实,“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沿海要起飞,我们老区要崛起”,于是这部集子有了《龙川》这样的乡土散文,反映改革开放、纪游、影视拍摄、两岸交流这类的散文自然也是作家题中应有之义。收入集子的《新泉夜浴》是作家难得的“闲适”之作,也是脍炙人口之作。作家暂时放下历史重负、忘却社会责任感,忙里偷闲,去和大自然作一次本体的回归,因而尤其显得动人心魄。

《人间不了情》《龙津魂》主要是作家90年代沉下心来,“静默地从事自己率真的散文写作”所结成的作品集。仍然以红土地为特色。发表于1993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并被《新华文摘》转载的《从闽西到北京》是其中佳作。乡土情、海外情、“献给我亲爱的故乡龙津河和海外龙岩人的作品”渐趋增多。

1997年7月作家出版社出版《张惟散文自选集》,收入作家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名篇佳作,分为“北方往事”“历史回声”“海岳翻飞”“人文絮语”四部分,代表了各个层面的创作,是作家散文创作的一次检阅和总结。作家在《后记》中这样写道:“我自以为是以散文为自己生命存在的形式,不同的岁月,我都是以真诚去写作的,因而留下了生命、奋斗、感知的轨迹和时代的侧影,相信聪明的读者会这样去看待它。”

2004年12月张惟最新的一部散文集《龙岩洞寻龙记:两千年的发现和飞越》出版。集中表现了作家关于“龙文化”的思考。从红土地文化追溯更为久远的河洛文化、客家文化,探讨如何在这两种文化的基础上打造新时期的“闽西文化”,为龙岩融人海峡西岸经济区提供文化支持力。张惟的红土地文学活动本身,无疑就是“闽西文化”的组成部分。

张惟的散文是大散文。大题材,大建构,大背景,大人物,大气魄,大气势,大情怀,大境界,大思索。大气磅礴,大音希声。

大题材。“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张惟对题材的选择独具慧眼,驾驭大题材的功力也是非凡的。从早期的《统帅部深夜的灯火》《芦沟桥畔》可以看到,他擅于以题材取胜。《统帅部深夜的灯火》将笔触伸向了军区司令部、伸向了最高统帅部,写统帅部调动器材、调动军用飞机抗洪救灾;《芦沟桥畔》实际上反映了我军刚组建的装甲兵部队的生活,触及到了我军的现代化建设问题,这样的题材一般人难以接触到,因而使入耳目一新。此后,他在驾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时候更是得心应手,举重若轻。

大建构。面对复杂的历史大事件、历史大人物,需要大建构。张惟的散文往往大纵大横,大开大合。时空跳越,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将西方小说的意识流手法成功运用于散文之中。早期全面反映美军在朝鲜战场的惨败的长篇散文《远东失落的梦》具有代表性。此后的《用血昭示的信念》《从汀江扯起风帆》《魂系大荒》《遥远的脚步声》……驾轻就熟,运用裕如。《梦秋白》《从闽西到北京》堪称“张惟体”散文的典范。

大背景。总参谋部,中南海,长江帆影,塞北冰霜……中原南下百越的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历史留在山间的民族魂,两千年的发现与飞越。“在宏大的时空背景下塑造形象、创设意境”,“背景的阔大,时空的跨越,人物和场景描写呈现轮廓化、白描式的态势,往往给人以一种雄浑辽阔的艺术感受”(苏浩峰:《意趣·情趣·理趣——试论张惟散文的审美特征》)。

大人物。伟大领袖、国家领导、开国将领.“长征中的闽西三女杰”乃至爱国侨领……张惟笔下的重要人物多达数百人。张惟的历史题材散文之所以能“突破局限”,“其诀窍是写鲜活的人物”,“读张惟先生的散文,一个个闽西儿女,跃然纸上”(沈世豪:《如椽大笔写春秋——张惟先生散文印象》)。

大气魄。《觅踪访史录》,北上南行,万里驰骋,采访百余名在闽西战斗过的将军,气魄非凡。

大气势。与萧克将军一席谈,在上将杨成武家里做客,直呼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丕显的小名“阿丕”,与项南交朋友,访问曾志、邓六金,谈笑风生,豪气干云。“张惟散文特别是历史题材的作品,所体现的气势美,往往得益于他对于大题材的捕捉”(苏浩峰:同前)。

大情怀。没有多少吟风弄月、家长里短。即使是抒情散文《新泉夜浴》《龙津女儿》也显得格调高昂、情致飘逸。与90年代时兴的“自我表现”“自我宣泄”的“小散文”不可同日而语。“综观张惟散文创作,其审美情感无疑呈现壮美基调,这正和其艺术笔调相一致”(苏浩峰:同前)。

大境界。“自然、历史、人生的三相交融”(苏浩峰:同前)。作者在作于1958年的《初上北大荒》中写道:“我们完全有信心跟着那位长征的战士,跨上这条新的长征之路。”“新长征”——这是多少年后才响起来的政治口号,张惟当时却似乎随手拈来。“耳畔哗哗的水声,它使我想起天上的银河,牛郎织女,是否正渡过鹊桥,洒泪相逢?宇宙是无际的,此刻我的心情,一尘不染,和那洁白的明月是相通的”(《新泉夜浴》),天人合一,超然物外,又是一重大境界。

大思索。忧国忧民,反思历史,思考现实,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民族感。《梦秋白》里为瞿秋白作出正义的辩护:“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总不会是百分之百的,杂质总是与光辉的本质同在”;《秋的果实和飘落——瞿秋白的死与生》则迸一步思索瞿秋白的个人性格悲剧的根源“确实是他自己身上所因袭的中国士大夫文人情绪”,“跟他曾经担任的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地位是不适应的”。“但是,作为文人,他是可爱的,他把中国文人的气节也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瞿秋白却完成了中国几千年历史所塑造的最完整的文人形象”,掷地有声,反思的力度裂石穿云,振聋发聩。

表现雄伟壮阔的历史,须要雄健刚劲的笔力,非一般人所能胜任。张惟创作的大气、大手笔,一方面根源于红色大地的大革命历史、两千年的河洛、客家大文化的熏陶,一方面得益于他独特的社会经历,参军“大部队”进入“最高统帅部”,北上北大荒,经历了大事件,见过大人物:张爱萍副总参谋长、萧克训练总监部长、刘志坚总政副主任到北京车站欢送他们去北大荒,邓子恢副总理在北大荒会见他,农垦部长王震将军亲笔写信给他,中国独一无二的旧体新诗创造者聂绀弩赋诗赠他……无不陶冶了他的大情操。作家的天赋与神奇的生活历练、曲折的人生道路相结合,历史的必然与个人的偶然相结合,红土地造就了张惟,张惟书写了红土地崭新的一页,创造了红土地文学的春天。

写大散文是大作家。张惟是大作家。大作家是时代的产物。只有把握时代脉搏,走在时代前列,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才有可能成为大作家。张惟深深扎根于红土地,眷恋于斯奉献于斯,孜孜砣砣,执著追求,开创红土地文学,组建红土地文学大军。他培育和影响了一批青年作家,许多人从红土地走上全国、省市级文艺机构、报刊的领导岗位,或成为著名作家、学者。甚至改革开放的第一代大学生何东平、卓洋、温再兴、黄启章、杨建新、施群也被吸引到闽西创作班写作,为闽西及我省散文创作和新一代散文作家的崛起;立下汗马功劳。他纳时代风云于笔端,硕果累累,著作等身,以史诗般的创作风格自成一家,独步文坛。他的散文,是中国当代散文的百花园中,一朵质朴而又壮丽的奇葩。

《中央苏区演义》:史诗般的长篇巨制

非常高兴,因为收到您的《中央苏区演义》,您不愧为红土地的儿子。闽西的革命史,要以有分量的文学作品加以记录,否则,我们对不起先烈和革命领袖和群众的,也无法向后人交代。您做了十分重要的一项工作,辛苦了。

——郭风:致张惟的信

《中央苏区演义》是第一部全面反映中央根据地斗争生活的长篇历史小说,不论是从“第一部”的意义上说,还是从它艺术上取得的成就说,都是引人注目的。    

------辜也平:《红土地上的艺术奇葩——读<中央苏区演义>》

不容忽视的还有张惟的小说创作。《北大荒文艺》1959年10月号国庆特刊发表了张惟的中篇小说《第一书记上马记》(后选人《北大荒文学作品选》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1987,9)。这证明张惟的创作并不局限于散文,也曾尝试用小说反映生活。生活的积累到了一定程度,散文包容不下,需要更多的篇幅更大的容量来表现(小说的训练也丰富了散文的笔法)。小说《第一书记上马记》塑造了多个人物,反映的生活面更广了,更有深度了。“第一书记”、转业军官王宏德带着家属赴北大荒定居屯垦,团结官兵艰苦创业,实事求是,不讲假话,被撤掉红旗连指导员职务,豪无怨言,处分纠正、恢复职务后不要领导道歉,说“做母亲的即使错了,是不用向儿子道歉的”,还善于团结反对过自己的人一道工作,他既反对浮夸风、瞎指挥,又在制定生产指标的时候批评新的右倾情绪,最后,王宏德被总场党委任命为七分场党委第一书记。作为对立面的小说中的反面人物,搞浮夸风、瞎指挥的官僚主义者、分场副场长居进,则下放到生产队当队长,这可以看作是一篇“理想主义”的作品,体现了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但是因为批判了浮夸风的“左”的错误,被打成“大毒草”,召开万人大批判。就在批判大会的现场,老作家聂绀弩当场赋诗一首:“第一书记上马记,绝世文章惹大波。开会百回批掉了,发言一句可听么?英雄巨像千尊少,皇帝新衣半件多。北大荒人谁最健,张惟豪气壮山河!”这对一个逆境中的文学青年是多么大的爱护和支持啊!这或许就是张惟始终没有放弃文学的重要支撑力量。

1994年,张惟少年时期“写一部红军的大书”的宏愿终于实现:全景式反映中央苏区革命历史的长篇小说《中央苏区演义》出版。这是一部气势宏大,人物众多、栩栩如生,史料丰富,细节生动传神、真实感人,历史性、文学性完美结合的史诗般的鸿篇巨制。小说长达50万字,时间起于1919年,止于1934年,跨度长达15年,出场的历史人物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瞿秋白、邓小平、王稼祥、陈毅、叶剑英、罗明、张鼎丞、邓子恢、陈丕显、胡耀邦、萧克、杨成武、刘亚楼……多达百余人。作家秉笔直书,形象地再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前后,共产党人创造的那一段光辉而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宏伟画卷。《中央苏区演义》的出版,受到了史学界、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它为红土地文学再创辉煌,再树一座丰碑。

张惟在影视文学的创作上也是硕果累累。创作并摄制的影视剧计有:《血与火的洗礼》(与陈耕合作,为福建省“文革”后的第一部电影)和电视剧《潇潇母子河》《风雨海峡情》《大地的儿女》《闽西大暴动》等。张惟的创作是多层面的、全方位的,不仅有革命历史题材,也有现实生活题材,也有龙岩河洛、客家历史题材。不仅赞颂历史,也讴歌改革开放。多题材、多体裁、多视角、多手法,全景式、立体式。

张惟,新时期红土地文学的开拓者、实践者和领军人物,披坚执锐,猛勇向前。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海峡文艺出版社副编审。此文收入《全国苏区革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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