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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河洛文化理应纳入闽南文化圈
[作者:郭义山]

1997年由国务院批准设置的地级龙岩市现辖新罗区和永定、上杭、武平、连城、长汀五县,并代管省辖漳平市,面积19050平方公里,人口280多万。其中永定、上杭、武平、连城、长汀5县为纯客家县,人口约200万;而中心城区新罗区和漳平市却隶属于闽南民系和闽南文化圈,人口约80多万人。由于龙岩市长期以来以客家文化作为重要品牌加以宣传,人们误以为龙岩市是纯客家市。忽视了今龙岩市客家与河洛(佬)两大民系的根本区别,忽视原龙岩县(今新罗区)、漳平县(市)所代表的龙岩文化即闽南文化的存在,这是一种误解和常识性的错觉,有必要予以澄清。

这里指的龙岩河洛文化包括原漳平县、宁洋县的地域文化。又称岩平宁文化、或九龙江上游文化。因原漳平县(今漳平市)于明成化七年(1471年)由龙岩县划出居仁、和睦、感化、永福、聚贤五里而建置,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撤龙岩县集贤里东西洋巡检司,设置宁洋县(宁洋县于1956年撤消,大部分辖区合并入漳平)。历史上两县都从龙岩县地划出,因此我们简称为龙岩文化。

龙岩文化隶属于闽南文化圈。我们可从如下几方面予以说明:

一、建置沿革:

闽西于晋太康三年(282年)设置新罗县,新罗县的设置是闽西有史以来最早设立的县级行政单位。新罗县所辖地除原龙岩地区七县市外,还包括今三明市宁化、清流、明溪、永安、及闽南华安、安溪、南靖等全境或部分地域。新罗县属下的苦草镇,治所在今龙岩城区,含今龙岩新罗区、漳平、华安等地。六朝宋泰始四年(468年),罢废新罗县。梁天监间(505-519年),增设南安郡(辖今莆田、泉州、漳州地域),梁大同六年(540年),南安郡增设龙溪县,苦草镇归龙溪县管辖。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正式置汀州,领长汀、黄连、新罗(一作杂罗)三县,新罗县治所设在苦草镇,辖今龙岩、漳平、永定、上杭县地。唐天宝元年(742年),新罗县因县南翠屏山有龙岩洞,因改称龙岩县。唐大历十二年(777年),观察史皇甫政奏改龙岩县隶属漳州。据《闽中沿革表》称,改隶漳州是因“从郡往来所便”。龙岩与汀州间并无水路可通,道路艰阻;龙岩与漳浦间却有九龙江可通。除了交通往来所便外,龙岩与漳州士民语言、风俗等人文习尚相近也有关系。故龙岩改隶漳州从唐直至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自立龙岩直隶州止,一直不变。龙岩直隶州除直辖龙岩县外,以原隶漳州府之漳平、宁洋两县属之,这是龙岩置州之始。龙岩州的设立并不改变龙岩与漳州在经济、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

明清省与府州之间还有道的建置。明漳南道管辖汀漳两府,衙署先后设在上杭和漳州城。清朝改漳南道为漳龙道,辖漳州与龙岩州,衙署设在漳州。直至清王朝覆灭。民国2年(1913年),废除州府制,以路统道、以道统县,原汀州府、漳州府、龙岩州所辖各县隶福建汀漳龙道,汀漳龙道的治所设在龙岩。民国15年(1926年)又废除道制,由省直接统县。

龙岩县自唐大历十二年(777年)划归漳州管辖直至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立龙岩州,历经957年。而在民国之初,设在龙岩的汀漳龙道署居然统辖了漳州十三年,这不能不说是有趣的一次历史缘份。龙岩与闽南之间紧密的法缘关系,由此也可见一斑。

民国23年(1934年),福建下设10个行政督察区。长汀为第七行政督察区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领长汀、宁化、上杭、武平、清流、连城、明溪(归化)7县,而龙岩为第六行政督察区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领龙岩、永安、永定、漳平、宁洋、华安、大田7县,汀州督察区领纯客家各县,而龙岩督察区辖县除永定客家县外,大多为闽南河洛民系县。只是到了民国36年(1947年)4月,福建省对各专员公署所辖区域作了较大调整,龙岩为第七督察区督察专员公署驻地,辖龙岩、永定、上杭、武平、连城、长汀、漳平七县。新中国建立后,福建设8个行政督察区,后改为专区。龙岩县仍为第八行政督察区专区专员公署所在地,领县与建国前的1947年同。此种建置,中间虽有若干小变动,但龙岩作为专区专员公署驻地统领上述七县的格局始终不变。直至1996年11月,国务院正式下文,批准龙岩撤地设市,原龙岩县级市改称新罗区,原龙岩地区改称龙岩市。今龙岩市是包含客家民系与河洛两大民系的地级市。

二、语言:

方言是民系的重要标志。闽南方言是中原汉族南迁的产物,它与闽南民系同时产生。原龙岩县今新罗区人基本操龙岩话。龙岩话,属闽南语系的一个方言片区,使用人口占总人口的92%。另有万安、白沙、适中、东肖、红坊、大池、江山、湖邦等乡镇的一些与客县相邻的偏僻村落,渗居一小部分客家人,约占新罗区人口的8%,双语兼用,主要说客家话,也能说龙岩话。漳平全县含菁城、新桥、溪南、永福、双洋片及山羊隔畲族村约27万人均说闽南话,占全县人口98%以上,而讲客家话和纯畲语的约三四千人。龙岩片方言与漳州方言说慢些可理解对方意思。漳平方言和新罗区适中镇方言与漳州方言更加相近,可无障碍通话。关于龙岩话的形成与特点,据语言专家郭启熹教授《新罗区志·方言志》、《龙岩方言研究》: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中原固始人陈政、陈元光父子,奉命带领123将入闽镇压“泉潮间蛮獠啸乱”,后又有58姓军校增援。平乱之后,陈元光奉命世镇漳州,屯兵闽南,这对闽南话的形成起了奠基作用。唐中叶之后,龙岩属闽南漳州管辖,带有中州固始话和当地百越土著语言相互交融而形成、发展的闽南话也在九龙江上游的龙岩一带传播开来。因此龙岩话和今天厦门闽南话一样,同属十五音系统的闽南方言,被客家人称为河洛(福佬)话。其基本特点是没有齿唇擦音f、v,古“非”组声母读成中古“帮”、“晓”组声母;没有翘舌音,古“知”组声母读为舌尖前音,没有全浊声母,古全浊声母多读为相对不送气的清音声母;没有摄口呼-y-(汉语拼音ü),鼻音n和边音l不分,较完整地保留中古-p、-t、-k入声韵尾;在白读系统中有丰富的鼻化韵;声调平、去、入分阴阳。这些都源于中州固始方言。固始话在中原地区是最接近隋唐官音《切韵》系统,而且固始话与龙岩话音系更是惊人一致。又据郭启熹先生《新罗区志·方言志》,在方言调查表选取的2400多个代表词汇,龙岩话与厦门话相同的有1900多个,占78%。龙岩话与厦漳泉闽南话词汇方面之所以如此接近,也是因为它们均源自固始话。

龙岩方言和闽南方言较古老的词汇与固始方言也有很多是相同的。如锅叫鼎,婆婆叫“大家”,跑叫走,太阳叫日头,甲鱼叫圆鱼,清洁叫清气,开水叫滚水,筷子叫箸,盘缠叫所费,读书叫读字、读册,好叫好势,枪叫铳,商店招牌叫字号,跳蛋叫虼蚤,厨房叫灶下、灶间,头发叫头毛,没有叫无,东西叫物……等等。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一致性,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龙岩文化属闽南文化圈。

三、信仰与风俗:

除了中华民族共同宗教信仰如儒、道、释和妈祖(天后)、关公、八仙、城隍土地、财神等外,龙岩与闽南具有地方特色的共同民间神灵信仰和民俗还有:

1.开漳圣王陈元光人神信仰:龙岩市区西宫巷有威惠祠。据《龙岩州志》卷八《古迹志·庙祠·威惠祠》载:“在州城西门外,祀唐开建漳州、漳浦将军陈元光”,老百姓敬称“西宫唐王”。在漳平新桥等镇,至今还保留多处威惠庙、开漳王庙、圣王庙。祭祀开漳圣王陈元光及王后夫人种氏。在漳平新桥镇,还有刘氏“三公庙”、“三公墓”,祭祀陈元光部将刘珠华、刘珠成、刘珠福兄弟3人,刘氏三公曾率部沿九龙江上溯、疏浚河道直至龙岩雁石,以通舟楫。后人为纪念刘氏三兄弟,在沿河建有多处“三公庙”。龙岩是开漳圣王陈元光的过化之地,他的部将及其子孙曾长期镇守龙岩,龙岩人与漳州人一样敬仰开漳圣王是理所当然的。

2.保生大帝、医神吴公信仰:传古龙岩建有多处吴公庙,祭拜保人身体健康的医神。今龙岩西陂大洋村,人们又修复了庄严华丽的吴公庙,祭拜信众遍及龙岩全境,香火旺盛。

3.陈真信仰:据郑丰稔《龙岩县志》卷十五《宗教》记载:“陈真佛,邑人,少时寄居东肖社张西陵家,放牛孳息。长佯狂,辟谷乌石山中,不知所终,或曰尸解去。今山中犹有石室云。”陈真,是龙岩人和漳州人敬爱的仙人,他扶危济困,救苦救难,乐善好施,犹如济公,是正义与智慧的化身。至今龙岩天马山上还有传说他鞭石上山,并用他鼻涕粘住石板建成的陈贞庵,供人朝拜,香火不断。龙漳民间有陈真神法耕田、烧脚煮饭、漳州寄肥礼、竹篱顶日、拉屎变肥田、漳州看戏、拳辟甘露泉等传说。其中《赵半州破财》最具代表性。说的是陈真到漳州看芗剧,听到漳州百姓哭诉霸占半座漳州城的赵半州作恶多端、搜刮民脂民膏以至家财万贯之事。陈真十分气愤,决心为漳州百姓出气,于是他口念祕诀,土遁进赵半州库房,用手碰碰金银财宝,大喝一声,库房财宝即腾空而起,飞出库房至漳州街头。陈真把财宝一一分给穷苦百姓,说这是赵半州还你们的债!陈真临走时还留给赵半州一张字据:“岩人抱不平,到此借金银。救济穷百姓,答谢改日临。”下署龙岩仙公,知名不具。

4.信俗:在祭拜神灵时,龙岩还有“搏筊杯”(龙岩方言读“搏杯”,闽南方音同)仪式,“筊杯”由两片腰形的竹片或木片组成,是一种占卜工具。信众在求神问卜时,先拿起筊杯在香炉上绕三圈,跪在神明前,报上姓名、生辰、地址、请求何事,请神佛作主定夺,或指示可否。然后高举筊杯至额头,再往地掷下,看筊杯正反两面排列情况,以定吉凶。“搏杯”这种沟通人神的方式至今在闽南和台湾等河洛人中广泛运用,龙岩也不例外。

此外龙岩与漳南还有装神弄鬼的巫觋,帮人到阴间找已逝亲人的灵魂。神婆入定后,会以亲人的口吻,告知家人阴间的事,并对家人提出要求或预卜吉凶。

5.节俗:闽南七月“普度”节:每年七月初一始,村民备办各种饭菜和其他祭品,焚香烧纸,拜祭四处游荡的孤魂野鬼、普度众生。趁此时机,宴请亲友和来宾,并请戏班演连台戏。这种盛大的“普度”民俗活动为漳、泉所特有。在龙岩适中,也有盂兰盆盛会,每隔七年,连续举办三年。逢农历天干纪年的甲、乙、丙年,每年农历十月初一始,恭迎圣王,举行为期半月的盛典活动,全镇乡民搭佛寮、舞龙、舞狮、搭台演戏,并举行圣王公出巡仪式,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参观此活动的人们,无论是谁,来者便是客,热情招待。这一民俗活动虽与闽南“普度”节举办日期略有不同,但在活动内容上是相同的。适中此民俗活动已于2005年11月被福建省政府批准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6.民风:龙岩民情风俗方面,如旧时妇女都有缠足陋习,男主外、女主内,妇女很少下田,即便下田也不得扶犁、插秧。小孩吃饭不得用筷子敲碗碟,不得撒出饭粒,以免将来娶进麻脸婆。乳牙掉了,下齿扔上屋顶,上齿扔进床底,好让新齿长得快。待客以茶当酒,喝酒则随客便,并不竭力劝酒。请客旧时忌用兔肉、狗肉。对数字使用,爱用“三”、“五”,忌用四(谐音死)、七(谐音出)。这些习俗大多与客家民俗不同,而与闽南民俗相似。

四、人文精神:

文化是已经变成习惯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千百年来,中原汉民族不断迁入龙岩。当地古越文化不断被中原文化交融、同化,形成龙岩的河洛民系文化,传承着开漳圣王陈元光等中原南下的文明开拓者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取向,龙岩文化的人文精神与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

1.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坚持理想,不屈不挠:

唐代刘禹锡《薛公神道碑》云:“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见《刘宾客文集》),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任漳州知府时写就的《劝谕岩民榜》中说:“本州四县,龙溪诸邑风俗醇厚,少有公事干扰州府,唯独龙岩一县地僻山深……其民不见礼义,惟务凶狠,强者欺弱,壮者凌衰……习俗薄恶,已足叹伤。至其甚者,则又轻侮官司,闭门聚众,持杖斗敌……抗拒州县,更是不遵王法,不畏朝廷”。对漳州属下的龙岩县民风,近乎大声斥责、谩骂了。不过在行文中,朱熹还是较客观地道出龙岩民风如此的个中原因:官吏的压迫。劝谕榜中接着说:“(龙岩)其民生理贫薄,作业辛苦,州府既远,情意不通。县道公吏又不究心抚摩,躬行教化,往往差公人下乡骚扰,及纵使吏人因事乞觅,不遵朝制、不恤刑狱,不能分别是非曲直”。有压迫就有反抗,我们在朱熹《劝谕岩民榜》中,却从字里行间看出800多年前龙岩人民的大无畏反抗精神。

王源,明永乐二年(1404年)进士,授任保定府深泽县令,在入都对策时,他毫无忌讳地针对时弊,直抒政见,要永乐帝“毋苛刻以害政体,毋黩武以妨农工;好异端则正道随泯,听邪诐则忠谠无闻。永乐帝听了勃然大怒,王源坐了牢,幸好不久遇大赦,复了职。复职不久深泽县遭水患大灾,饿殍遍野。王源为民请命,上书要求核免赋税,朝廷不准。王源救民如救火,不但擅自减免赋税,而且打开官仓,赈济灾民,因而又一次触犯封建王法,被罢官逮捕,判流放河北涿鹿,充当苦役。此时,永乐帝刚迁都北京,大兴土木,犯人可用运砖至北京的办法赎罪。深泽县民对王源的遭遇深表同情,他们自动组织起来,准备了100多辆牛车,不顾严寒冰雪,车毁牛亡,为王源运城砖13000多块,硬是为王源赎了罪,复了官。

石应岳,明隆庆五年(1571年)举进士,授户科给事中。二年后,万历帝继隆庆帝即位,为举办庆典,诏令提取户部和光禄寺国库银20万两,以供妃子挥霍。供职户部的石应岳认为户部库存银两按旧制只能用于军国,不能内供皇官,连续三次上疏谏止。疏文指出当时国家财政的严重局面:“司库累年之积蓄,搜括无遗,“閻闾之脂膏征输殆尽”。奏疏进一步指出:“皇上所知者,京库数百万之盈余也,而各处之括室鬻子,十室九空者,皇上必不得而知也。”这简直是指着皇帝鼻子骂,只知挥霍,不顾民生疾苦。应岳的奏疏使万历帝暴跳如雷,同僚都为他揑把汗,可应岳泰然自若,决心以死谏君。正当应岳面临杀身之祸时,天上出现彗星,接着又日蚀,这是皇帝最忌讳的“不祥”征兆。石应岳乘此机会再上《慎交修以答天意疏》,指出“天象变异,皆所以警诫主也”,不知警悟,势必天怒人怨。石应岳冒死陈辞,不屈不挠,加上天象变异等原因,终于迫使万历帝不得不有所收敛,国库银未被支取,应岳也保住了性命。

明代泉州出了个进步思想家李卓吾,公开以“异端”自居,激烈抨击孔孟之道,批评儒家经典《论语》、《孟子》“有头无尾,得后遗前”,并非“万世之至论”,痛斥孔丘“无学无术”,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并大胆批判了当时作为经典的宋明理学,认为“存天理,灭人欲”是虚伪说教。他对封建统治的教条的大胆揭露,终被诬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招来了杀身之祸。500年后的清同治年间,龙岩也出了个狂生饶廷襄,他是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举人,林则徐的知友和幕僚。他聪明自负,愤世嫉俗,敢于抨击封建道德。他特别痛恨科举制度,认为科举取士,空疏而少实用。有一次他与林则徐及诸名士宴集,酒中知己谈起八股取士之积弊。饶廷襄酒酣耳热,平时郁积胸中的愤恨,一时倾泻而出。他拍案大骂道:“此明太祖误之也。明祖以枭雄阴鸷猜忌驭天下。惧天下瑰伟特绝之士,起而与为难。以为经义赋诗,皆将借径于读书稽古,不啻傅虎以翼,终且不可制。求一途可以禁锢人之心思材力,不能复为稽古有用之学者,莫善于时文,毅然用之。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宋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抑之以点名搜索防弊之法,以折其廉耻,扬之以鹿鸣琼林优异之典,以生其欣羡。三年一科,今科失而来科可得。一科复一科,转瞬而其人已老,不能为我患,而明祖之愿毕矣。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而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也。”(引自清冯桂芬《校邠庐抗议》)

饶廷襄慷慨陈词,肆无忌惮,痛快淋漓。矛头所指,表面看来是明太祖,其实乃是明清整个科举制度。廷襄言词已触犯了清朝廷选士的敏感神经,在座诸名士莫不大惊失色。惟有林则徐面带笑容,泰然自若。他徐徐举起酒杯,说道:“饶君此言,真是奇论,宜浮一大白(应该为他干一杯)!”我们从冯桂芬这段笔记的描述,感受到林则徐、饶廷襄身处末世,期望扶危定倾、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的反潮流精神。两个时代,两个斗士,我们不难看出龙岩与闽南人文精神的相通之处。

据民国《龙岩县志·杂录》载:清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年),漳州府学科试,南靖生员王开泰获案首(第一名)。榜发,南靖学官吴正、王宝玷,肆无忌惮地勒索卯礼,王开泰家素贫,无以应。学官吴正唆使胥吏毒打、羞辱王开泰,致王开泰愤而往学宫芝山书院自杀,以示抗议。王开泰的悲壮惨死,引起了同案新生的同情和对南靖学官的愤恨,他们“免冠徒跣,环集孔庙大成殿哭临,府宪催簪花,无一应者”,表示了无声的抗议。龙岩参加此次科试的士子也加入了抗议行列。福建学政孙莱山对南靖学官的索贿导致案首王开泰自杀并未作出公正处理,而是敷衍了事,直接导致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文武生童罢考事件,生童高贴“罢考”标语,包围痛斥学官,打烂学官坐轿和灯笼。此次生童闹事,遭到了福建督学的疯狂镇压,被诬以“谋杀大臣”之罪。为首生员坐牢的坐牢、流放的流放。(见《风华龙文》转载王履亨《漳州甲戌士变记》)。龙岩士人作簪花诗叹曰:“紫阳祠宇血痕留,况值鹃啼鹤唳秋。衣带有文风雨泣,山河无色鬼神愁。不堪久屈红尘路,莫是登高白玉楼。只为两间扶正气,漳南砥柱镇中流。”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在全国各地反清高潮中,龙岩也发生了震惊八闽的翁矮古起义。拳师出身的翁矮古,龙岩龙门人,他以祕密反清组织“三点会”为基础,居然组成了数百人的队伍,打击土豪劣绅,向龙岩州政府叫板,因而遭到了龙岩州官从漳州请来的洋枪队的镇压。

翁矮古就义前声言“我不怕死,要杀就杀。斩我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翁矮古起义,虽如昙花一现,却在受苦受难的龙岩、永定、上杭农民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秀才出身的詹调元,龙岩白沙人。宣统末年加入同盟会,民国元年在漳州当选首届国会议员。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他于民国4年参加了反袁护法斗争,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民国12年,北洋军阀曹锟操纵国会,以每选票五千银元收买议员,贿选总统,詹清廉正直,拒不受贿,投票选举孙中山。据说,后来他还当了孙中山的秘书。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龙岩人民为新中国诞生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仅龙岩一县,在册烈士则有3600多人。龙岩是革命老区,在土地革命时期留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足迹。龙岩1926年已建立共产党组织,1928年3月,在龙岩共产党人邓子恢、郭滴人领导下后田农民举行暴动,打响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的第一枪。1929年,朱毛红军“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时任闽西特委书记的邓子恢,在分田分地的调查试点中,总结了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地基础上,按人口平均分配,“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田办法,这一土改经验迅速推广到全国各苏区,对我党土地革命时期土改总路线的形成有着重大意义。新中国建立后,邓子恢作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在1954年4月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建立“包耕包产”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张。1955年在毛泽东发起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受到尖锐批判,说他“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在那里走路”。1957年9月和1962年夏,邓子恢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再次向党中央建议完善生产责任制和推广安徽省“责任田”的经验,又一次遭到严厉批判。随后的“文革”中,更遭受“四人帮”的残酷打击和迫害。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20年前邓子恢就提出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才得以作为党在农村改革开放的政策方针加以推行,使全国“三农”工作焕发了生机和活力。

面对1958年“三面红旗”、“大跃进”的极左冒进路线,龙岩人民的好儿子、时任福建副省长的魏金水,却加以抵制。他引用了龙岩人民群众的顺口溜:“红旗飘飘,肚子妖妖(饥饿)”,“男无精,女无经”,反映了人民的苦难,批评抵制弥漫全国的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风,因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与此同时,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的龙岩地方老干部也极力抵制极左冒进路线,遭到了打击和迫害。龙岩革命前辈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为民请命,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至今仍为龙岩人民所缅怀和感佩。

在文化大革命中,龙岩人民面对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大揪“闽西叛徒集团”,全面否定红色闽西光荣历史,打击苏区革命老干部的行径,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文革中,革命老干部蓝汉华等早在1968年林彪、江青猖狂一时之际,即公开指责他们是乱党乱国的奸臣。龙岩适中农民,在“文革“中成立了“幸福会”,公开提出“拥护刘少奇”、“拥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口号,结果都遭到残酷的镇压,以反革命集团罪被处死19名,死缓2名,分别判处20年、15年、10年、8年、7年徒刑11人。此外在公社被打死或自杀的有10人,被抄家、没收财产的有数百人。这一冤案直至拨乱反正后才得以平反,落实政策。

上述龙岩人杰、独行者,他们虽然有他们的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但他们为追求民主自由,独立不羁,为理想而不屈不挠抗争的精神却令人遐思。他们植根于千百年来龙岩厚重的历史人文积淀,他们的出现,决非偶然。

2.面向世界,勇于开拓和进取,敢为天下先的价值取向:

龙岩民谚曰:“在家一条虫,出外一条龙”。龙岩人有不畏艰险、向外拓展的雄心壮志。早在明代永乐年间,出生于龙岩集贤里(今漳平赤水镇香寮村)的伟大航海家王景弘,年轻时外出辗转做了明成祖朱棣宫中的太监,他不但随朱棣起兵参与“靖难”和拥立太子朱高炽有功,而且在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时,以正使身份充当郑和船队的技术总监和得力次帅。宣德九年(1434年),郑和病逝后,王景弘又第八次独自统率船队出使南洋诸国,为明皇朝发展与东南亚和非洲的贸易和交通、交谊作出重大贡献。

龙岩新罗区自清代以来,相继有一批批乡民渡海谋生,留居异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又有大批学子出国留学、创业。据不完全统计,仅新罗区现有海外华人、华侨15万人,龙岩是福建省著名侨乡之一。移居海外的龙岩侨胞,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如王源兴(1910-1974),从1926年始赴新加坡,1937年任印尼巨港华侨筹赈总会副主席,为抗战出力。1945年当选巨港华侨总会主席,1946年迁居新加坡,任恒丰有限公司董事长、《南侨日报》代董事长,是陈嘉庚的得力助手。1951年回国定居,历任北京侨联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侨联副主席,是众所周知的爱国者。黄复康(1902-1981),1927年赴印尼谋生,1950年受陈嘉庚委派,任新加坡福建会馆教育科主任兼教育促进会主席,1952年回国定居广州,历任致公党中央常委、全国侨联常委、广东省侨联副主席,为发展侨办企业、侨务工作尽心竭力。其子黄清渠(1929-1989),1949年回国求学,1984年先后任广东省副省长、广东政协副主席。

华侨文化界中,还有马华文学的旗手、中国左联作家马宁,新加坡《星洲日报》记者黄薇。抗日战争时黄薇以记者身份访问延安、武汉等地,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接见。新中国建立后,黄薇历任新华社香港分社总编辑、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对外联络部研究员、处长等职。

龙岩在清末民初就有留学生,邓子恢即是龙岩留日学生之一。再如龙岩适中谢青锋留学法国,是法国巴黎理数科硕士,曾任中国开滦煤矿总工程师。龙门郭秉宽,是奥地利维也纳医学院的眼科博士,上海第一医学院的一级教授,被称为“中国眼科之父”,曾为北京中央首长治眼疾,是享誉中外的眼科专家。

漳平郑超麟(1901-1998),留法勤工俭学。在巴黎与周恩来、赵世炎等18人发起成立“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后又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闽西南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史称“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回国后参加上海第二、三次武装起义,曾翻译出版《共产主义ABC》,又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兼任《向导》、《新青年》编辑,精通英法德俄等多国语言及世界语。郑超麟曾参加托派统一大会,当选宣传部长。被国民党当局以“共党首犯”逮捕,1952年12月,又以托派头目被我政府逮捕。郑曾3次被捕,累计被监禁34年,但仍然坚持托派观点,从不悔改。1979年6月,落实政策,恢复公民权,任上海市政协委员。

改革开放后,大批龙岩学子留学美英法德各国,他们学成归国后成了科研各个领域的知名学者和学科带领人。其中如郭生练,留学爱尔兰,历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教授、博导。主持国家级课题122项、生产课题30多项,在国内外权威杂志发表学术论文90多篇,是湖北省跨世纪学术带领人。为湖北省水利电力事业作出突出贡献,历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湖北省副省长等职。

除了出国留学,还有一批新中国建国后出生的龙岩籍知识分子走出故乡,在全国各地著名学府深造,他们刻苦努力,事业有成。其中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即有郭柏灵、林鹏、谢联辉、谢华安4名,评为教授、博导、学科带头人的知名学者,据《新罗区志》统计,即有百多人,奥运冠军即有石智勇、张湘祥、何雯娜3名。龙岩人外出打拼,勇于开拓进取,体现了闽南文化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取向,值得大书特书。

龙岩人重耕读也不轻商,《龙岩县志·实业志》载:“本邑行商,几遍全国。清乾嘉以来,就商于大江南北,均有会馆之建筑和设备”。如龙岩人在民国时期,即有南泰成商号,是厦门有数的百货杂货大企业。民国9年(1920年),龙岩人饶木荪在厦门开了民国旅社,陈锦寿在厦门开了龙华旅社。为途经厦门出洋的岩人提供食宿、代购船票,并在出洋岩人的目的地也设有接待处,为出洋岩人介绍职业。这种中介服务机构为龙岩人出外谋生提供了便利。

改革开放以来,中外贸易、文化交流日益频繁,龙岩人也像闽南厦漳泉人一样,以“爱拼才会赢”的信念,外出经商创业。他们有的奋发自强、自谋发展,有的继承父兄事业,创新开拓,涌现了一大批大企业家,为祖国和驻在国、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中较著名的有陈卓瑞、陈进强家族,王源兴之子王铭家族,林国仁家族等,他们还对祖籍地龙岩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公益事业热心奉献,关爱有加。

综上所述,作为海西闽南沿海的腹地,龙岩与闽南在法缘、地缘、血缘、文缘、商缘各方面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龙岩河洛文化理应纳入闽南文化圈,龙岩文化确是闽南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应按国务院出台的文件,按规范称为闽南文化,以示统一,以便深入探索和交流。

参考文献:

《郭启熹诗文选》,中华诗词出版社,2009年7月。

《新罗区志·方言志》,郭启熹,方志出版社,2008年1月。

《闽西掌故》,郭义山,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

《龙岩侨史馆陈列方案》稿本,张兆声,2010年5月。

《龙岩县志》民国34年版,郭义山点校,2003年8月。

《闽南人文精神特点初探》,庄国土,东南学术,1999年第6期。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龙岩市分卷》,郑元福、郭义山主编198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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