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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边鱼影话人间
-----与诗人、企业家邱滨玲对话
[作者:李艺]

[编者按]邱滨玲,福建龙岩人,曾是插队知青,招工进入邮电局,当过架线工、秘书、龙岩地区邮电局长,期间上过大学;现任厦门移动通信公司总经理,系全国信息产业系统劳动模范。1974年开始发表诗作,先后在龙岩《映山红》、《闽西文丛》、《福建日报》、《福建文学》、《星星》、《人民日报》、《诗刊》等报刊发表诗作。1980年加入中国作协福建分会。1997年出版诗集《再度诱惑》,2003年出版诗集《半边鱼》,作品获福建省第12届优秀文学作品奖及《福建文学》优秀作品奖。曾任第四届闽西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手捧着仍带着油墨书香的《半边鱼》,不知不觉就一口气读到了尽头。记得台湾女诗人席慕容曾说过,读诗,不要一次读太多首。因为,一首诗就如同一幅展出的画,需要有足够的空间,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然而,读《半边鱼》的时候,却分明有一种无法言语的渴望牵引着阅读的心,令人欲罢不能。如果说,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总是有一段“诗的距离”,那是生命体验的相互审视;那么,《半边鱼》则在娓娓的诉说中,把“距离”缩到了最小。我们仿佛只是在听着两个灵魂正隔着时空遥远地对语,朴素,明白,干净,真诚。    

邱滨玲常把自己比作诗坛的“半边鱼”。只有读过他的诗才会发现,这不只是他的谦逊之礼。在他笔下,写得成功的是那些挣扎在半明半暗的人生旅途中,像极了“半边鱼”的黯然身影;正是这些孱弱而顽强的身影,写尽了纠葛在他骨子深处的“半边鱼”情结——一种诉之不尽的平民关怀。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在这个诗歌日益边缘化的时代,您认为诗歌生存的意义何在?    

邱滨玲(以下简称“邱”):我无法想象像中国这样有着几千年诗歌传统的国度,如果失去了诗歌,文化将呈现怎样一种陌生的景观。很多人总说“诗歌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我认为,诗歌被边缘化,始作俑者却是诗人自己。正是因为某些把持语权的刊物和诗人自以为是,离群索居,把诗歌强行地带进了一个虚幻的象牙塔,使诗歌脱离了它的生存基础,失去了民众,造成了诗坛曲“高”和寡的惨淡现状。    

尽管诗歌处在这样一个痛苦尴尬的状态,但我依然深信我们国家不可能没有诗歌,诗仍然是我们民族所需要的精神食粮。最近,国家政坛上的两个人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曾引用了诗歌,其一是外交部长李肇星所引用扬州的两句对联“梅花点点亡国泪,二分明月顾臣心”;其二是温家宝总理在答中外记者问的开场白中即引用了诗人毛泽东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和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认为,这至少说明,中国的政治家们没有抛弃诗歌。中国诗歌的生命是生生不息的。    

平民百姓也需要诗歌。我的《民工》最早发发表于去年的《厦门文学》,后与《半边鱼》一同被转载至今年2月垮的《诗刊》,随后义被很少发表诗歌的《杂文选刊》3月号转载,紧接着又有读者就这首诗的转载情况发表评论。--这应该可以说明只要是能够与人民与当下同呼吸共命运的诗歌,仍然是会回到它在文学中应有的位位置的。而中国的诗歌,也到了让自我归位的时候了。    

记:我知道您是一位企业家,而且经营的是当今竞争很激烈的通讯行业。我想知道,在经营企业与写作诗歌之间,是什么支撑了您30年的写作?您又是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

邱:我的诗歌创作可以分成两个时期:一是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当时文学是大家趋之若鹜的事业,我对诗歌是一种近乎痴迷的状态;1986年,我从南邮毕业后,先在福建省邮电管理局当了一年半的秘书,1988年初开始走上地区邮电局的领导岗位,当时,诗坛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朦胧诗颠覆了传统的诗歌理念,受此影响,我的创作也进入了另一个阶段。此时的我已不再如年轻时疯狂,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进入了一种更加理性、冷静的状态。

我是一个通信企业的领导,诗歌是我几十年来的所好,从30年前开始在省报上发表诗作至今,尽管有两度中断,但诗歌将与我有一辈子的姻缘。“诗意地栖居”,这是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著名诗句,我觉得人就应该追求一种诗意的生存方式。    

20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自费订阅《诗刊》,尽管创作不多,但没有一天不关注着诗坛。我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我读诗、写诗,只不过是把别人打高尔夫球、打牌的时间更多地放在我所喜爱的诗作上。如果说,年轻时的我总是在执着于“要写多少”,那么,现在的我,则更多地是受生活琴弦的拨弄,受阅历的启示和触动才有感而发。记:在“企业家”与“诗人”这两种身份之间,您更喜欢哪种角色?有没有一颗平常的平民心。    

当然,这也许跟一个人的出身也有一定的渊源。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知青”,我“上调”后的第一个岗位是架线工,早年务农和工人时期的生活对我后期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昕谓“学徒三年,受用终身”。所以,当下的物质和地位并不能影响我的平常心的保留和平民情结的继承。如今,在我生活圈子里,很多朋友也都很富有爱心,但也有些人地纯变化了或有了钱就忘了自己的本分。我只想提醒这些人一句:永远不要忘了自己是谁!    

记:30年的诗缘对您的工作、性格有无影响?    

邱:爱好文学30年来,我觉得对我的影响有几个方面。一是对我的工作有帮助。1988年我开始走上企业的领导岗位,我觉得从事文学创作时养成的基本素质对工作大有裨益。领导是一门讲究个人素质和个人魅力的艺术。比如,说话要说到点子上,简约明了,这与创作不能偏离主题是相似的;其次是文字功力,新时期的领导不是什么都可让秘书代劳的;再次是看问题的角度,如同创作最忌讳雷同一样,领导工作中也要讲究创新、个性化。我在工作中的思维方式、表达的习惯和性格都是受文学影响慢慢形成,很难改变。我想,它们会伴随我终生,并且让我受用终生。    

记:你觉得什么样的诗歌才算得上好诗?    

邱:今天我们是在公众状态下讨论诗歌,既是如此,我觉得好诗就应该是能感动人的诗。当然,感动有真感动和假感动之分。所谓的“假感动”,就是说有些人明明没有看懂却人云亦云地叫好。在我认为,没看懂的诗就无所谓好坏。感动人的诗首先要让人读懂看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读不懂的诗就是不好的,作者与读者之间总是有一定的距离,也许还需要时间,还需要与作者体验相同的经历,但无论如何,都不要对一首看不懂的诗妄下结论。    

中国诗坛20多年来的风风雨雨,我方唱罢你登场,风格、流派的论争,情感、技巧的论争,在诗人的分分合合中,诗歌却一步步走向了边缘化,中国的诗人是到了该反省的时暌了。我觉得减少一些无谓的论争,让实践来检验,谁拥有读者谁就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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